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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注意到了此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无疑影响到了当时的外交决策。中日军事协定固然是出于外交的实际需要，担心再次出现类似青岛的尴尬局面，但段祺瑞希望得到日本的参战借款，而扩充自身军事实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方正是利用了此点而获得了出兵中国境内的合法渠道。 北京政府自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后，尽力采取与协约国一致的原则。整个事件可以从海参崴护侨开始追溯，出兵海参崴护侨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确有保护侨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取得外交上的主动。纵观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前后的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的一点是：出兵西伯利亚是中国政府被动局势下的主动作为，其目的是基于争取中国战后的国家地位，期于战后和会中获得较有利的席位。北京政府出兵护侨一方面是基于当地侨民所请，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参与协约国行动的需要。 中国国内各界反对北京政府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主要是反对日本借机控制中国，防止重蹈二十一条的覆辙，而不是反对协定所宣称的对德、奥作战，即当时的中国人反对的是条约的形式和实施条件，而不是条约要达到的目的。包括商界、学界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并未对中国出兵海参崴护侨提出异议，而且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分析也冷静许多。 日本虽然在外交上积极诱使北京政府与之订立军事协定，但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却一再抛开中国单独行动。中日军事协定与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关联相当微妙，协定系日本的主动外交成果，北京政府是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订立该协定的，外交上北京政府希望以其来牵制日本，掌握并防范日本的军事行动。而日本显然并不遵守协定，非但不于出兵前通知中国，反而将出兵海参崴与协定视为性质歧异的事件，不支持中国出兵。 日本出兵满洲里属于在中国境内的军事行动，日本将其解释为根据中日军事协定而采取的行为，但北京政府并不认可日方的解释，围绕此事件而展开的中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其根源在于美日之间的相互猜忌。在日本出兵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京政府被迫表示中日军事协定正式启动，或许这样一个开端远出北京政府的设想之外。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文件：《共同防敌协定换文》、《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为了行文上的便利，统称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稿日期2011—03—05 注释： ① 学界对中国参加一战的评价逐渐客观。并跳出了纯粹以内政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参战问题的束缚，更加注重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研究此一问题。新近的研究成果给中国参加大战以更多积极的评价，认为是中国近代外交的重大转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从更长远的时段而言，参加一战是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开始，“欧战把中国变成世界史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把欧战世界化了”（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然而，因协约国的反对，中国未能派遣军队至欧洲战场，主要是十多万华工为英法等提供战地后勤服务，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出兵西伯利亚。 ② 有研究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自杀性”的对外政策，不但将东北和蒙古东部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丧失了同苏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出兵西伯利亚真是一个“矛盾百出、愚蠢可笑的军事行动”，而且“既不合世情，又违背民意”（李永昌《1918～1920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喜富裕：《关于中国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④⑤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0、430～431页。 ⑥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3页。 ⑦ 《发日本章（宗祥）公使电》，1918年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1917～191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版（本文所引电文均出自该资料汇编，下同，不再重复），第22页。 ⑧ 《收驻日本章（宗祥）公使电》，1918年2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1917～1919）》，第20页。 ⑨ 《收驻日本章（宗祥）公使电》，1918年2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1917～1919）》，第22～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