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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章宗祥会晤日本总理寺内。对于中国出兵一事，寺内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认为是否出兵是中国的自由，“日本固无须怂恿，亦自无拦阻之理”(54)。 法国方面的消息来得较晚，一直到7月底法国方表示，“中国派兵，法政府毫无反对之意”。法国甚至告诉胡惟德，“自德、俄单独言和，法国即主张日本国出兵西伯利亚”(55)。 虽然协约国内部已决定共同出兵，但美日之间意见分歧甚大，关于出兵数目、目的和方式均未达成一致。美国外交人员告诉顾维钧，“闻某国拟以西比利亚为瓯脱地，此是损俄，尤难同意”，这里暗指日本。此外，日本曾提议由其派兵分驻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各站，并增加出兵人数，美国均未予以赞成(56)。29日，美方告诉顾维钧，美国不能同意以干涉俄国内政为目的的出兵，“美政府对于三国（英、法、意）所提出兵干涉俄事问题，绝对不能同意”，美国所倡议的派遣少数军队至海参崴，目的是“专为协助扎克斯俄民族”。美国特别强调，“但凡加入此次联军者，均须声明此次出兵协助俄民，以该俄民所意愿者为限，并无干预主权，或侵犯领土之意”(57)。 在美国的压力下，8月2日，日本发布出兵宣言，其中宣称“对于俄国领土之保全，常加尊重，对其国内政策不加干涉”。 8月22日，北京政府发表出兵宣言：自俄国内乱发生以来，中欧诸国势力日东渐于西伯利亚方面，在该方面之德奥俘虏且阻止捷克军之东进。中国因对于俄国政府及俄国人民不忍坐视捷克军被迫于德奥俘虏，固本于美国之提议，派遣相当之军队前往海参崴。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58)。 北京政府与协约国一道出兵海参崴完全是自身的积极行动，其目的在于争取战后和会中的发言权。虽然有中日军事协定的存在，日本并不赞同中国出兵，认为军事协定与出兵为性质不同的事件。美国支持中国出兵，显然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的考量，希望中国摆脱日本的单独控制，但此举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备受国人反对的中日军事协定在北京政府发表出兵宣言以前并未发挥任何作用，日本和北京政府均出面澄清该协定与出兵无涉。日本目的是将中国控制在其操纵范围之内，避免因中国出兵而给美国以干预的机会。 四日本出兵满洲里与中日军事协定的启动 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通过协定，日本从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加强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的力量，为日本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取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和合作，确保了日本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59)。以今天已经发掘的材料来看，这些结论仍是比较客观的。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也并不讳言其对中国东北的野心，“日本，特别是军部，出兵西伯利亚的愿望，在于维持东亚和平，在远东建立友好温和的政权以对抗激进派，并且乘此机会在北满扶植日本的势力，使整个满洲成为特殊地区”(60)。但中日军事协定与出兵西伯利亚的关系却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出现中日平等合作的局面，其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何时启动军事协定，以及怎样启动军事协定都取决于日本。 日本与北京政府缔结军事协定短期目标在于获得合法进军北满，以及通过中东路运送日本军队的便利，其最终目的则是夺取原俄国的在华权益，并同时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出兵海参崴的同时，在没有预先通知中国的情形下，派兵进驻满洲里。黑龙江督军鲍贵卿8月11日收到哈埠督办电文，称“日于崴部出兵外，另由南满派兵五千赴满站，不足则以驻韩军队补充，用意在保护侨民，援助赤军”。对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鲍贵卿深感不安，“乃我国则日言筹备，迄无办法，而日军已先发制人，从此喧宾夺主，边地将无宁日”，请外交部迅速提出应对之法(61)。 虽然驻华公使林权助曾口头声称日本已决定出兵满洲里，但中国未接日本正式函件，参陆处8月15日致电章宗祥，请其随时注意日本的行动，并同时强调“至协同防敌一节，中国并未开始实行”(62)。日本大举出兵进驻满洲里车站，引起美国注意，美方对中日事前未将此行动予以通告，表示不满。顾维钧希望外交部将有关对美的外交方针随时相告，“政府如无未便，并乞时赐电示，俾免在外隔阂，应付困难”(63)。 一直到8月15日，日本外交部才对大规模调派军队至满洲里发表声明，称移动军队目的是“镇压威胁、保护侨民”，并指出调兵之举“经与中政府商议，始行发运，与前此之对俄出兵宣言意义不同”，日本竟然宣称“中、日两国现齐其步武，当然应视为军事协约之行动”(64)。日本外交部的这一声明，不但将故意抛开中国而单独出兵海参崴的责任推脱干净，而且为其单方面陈兵满洲里车站找到了合法的借口，任意解释两国业已订立的军事协定。8月17日，章宗祥将日本外交部的声明发回国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