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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赶场与集镇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有多大？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是由村庄还是市场区域决定的？这是施坚雅研究基层市场区域时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不同居住模式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四川的农家民居都分散在田中，即使有聚集一起的也仅三五家而已，称为“院坝”。耕种者的田地即围绕在住处周围。这种院落式的居住模式与华北平原乡村的集中居住不同，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需要一定的空间和媒介。而“赶场”就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时机，“集镇”则为人们的各种活动提供了空间。 “赶场”在成都平原农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十分热闹的一天。每个月的一四七、三六九或二五八这些日子，是不同的集镇赶场的日子。关于川西坝子赶场的热闹场面，很多文学作品都有非常详尽而生动的描述，“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3]。赶场日的集镇，不仅是商品流通的场所，更是乡村人口汇集的空间，人流、物流、财流的聚集与发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194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曾对成都平原乡村社会生活有过很多调查，包括乡村手工业、秘密社会、农家教育等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对“场”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194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人类学家脱鲁岱来到成都华阳县的中和场作社会调查，1947年春写成《四川中和场调查》，对中和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描述，对该镇的商业系统如商店、家庭市场、小摊贩及社会结构、家庭经济、婚姻关系、健康与卫生、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社区宗教、新旧政府、文化与社会变迁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4]④。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来到四川调查的学者(包括施坚雅)都把注意力放到“集市”或“集镇”上，这除了反映当时学术研究的旨趣以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四川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分散居住的农民，需要借助“赶场”和“集镇”来进行商品交易和社会交往。 关于“赶场”和“集镇”，这些学者有具体的描述和独到的见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树因认为“赶场”是农村社区经济自给自足的体现：“赶场是人类经济生活——原始交易中为市的遗留。在农业社会中，地域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同时商业也不发达，于是造成小社区经济自足的现象。社区中的人民有着简陋的分工，他们之间没有商人做交易的媒介，而自己不能随时随地的做买卖。于是便有了定期与定地的交易机构，那就是赶场制度。在这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的从事交易的活动，场的势力范围是在以十二里为半径的社区范围以内，因为十二里的往返正相当于一日内的行程。”“场设在街上，那里平时开着商店，工商业的影响正在伸入这些小小的农业社区。但是社区经济的自足依然没被破坏，每逢场期，社区的人口便向场上集中。街上的铺户清早就在门前陈设起货摊，接着年轻的汉子、龙钟的老太婆、村俗的大姑娘、拖着鼻涕的孩子，陆陆续续的来到。他们有的挑着筐子，有的背着竹篮，里面藏着自己的产品，带来出售，得到钱买些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回家去。少数的贩子和流动的商人同时参加着活动。十点到下午两点是齐场的时间，短短的街上霎时成了一条人流，货品有些是按照类别固定在一个地点出售，像米市菜市杂粮市等，其他货摊成为三列摆在街两旁人家的阶前与街的中央，这里有熟食，有肉类，有柴米油盐有布有文具有工艺品，有烟有酒有烧水化蛋的巫婆，有走江湖卖药的郎中，大家或是用钱换货，或是用货调钱，更有人用交易的手段不要本钱的从中取利”⑤。 白锦娟通过对洞子口场镇的调查，认为“场是一切活动及交易的中心”，逢场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来此交易。“逢场即开市之日，与商店是不同的，商店地点固定须纳营业税及所得税，是每天开门营业，市的售卖者虽依习惯货品放在一个固定地点，但实际上可任意摊摆，市中只纳佣金，无以上所取之税，市是规定的逢场日才交易的。市已经传承下来成为最普遍的市场制度，在中国各乡村莫不如此。洞子口之市分两种，即大市及小市。大市是大量的米麦菜油等的交易，进行交易时不用将货陈列出来，买卖双方商讨价格时，有时有经纪人从中拉拢，出价还价多用摸手指表示。小市则为本地的消费者及小本贩卖者之交易，货品多为日常泛用的分类货物，交易皆现钱现货，商讨价格时，双方直接用语言磋商”⑥。 洞子口位于成都的西北郊，这里商业繁茂，除了具有传统的农副产品交易以外，还从事大宗粮食产品的收集和批发，兼具施坚雅所定义的“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的二元特色。 脱鲁岱则对中和场的集市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了集期，统计了赶集的人数以及交易品种。根据脱鲁岱的调查，中和场每个月有九个赶场天，逢一、四、七为赶场天，一、十一和二十一是大场天，其余三个“四”和三个“七”是小场天。赶场天乡下的农民天不亮就起床了，沿着乡村通向集镇的小路，带上自己要出售的农产品来到集市上。大约上午九点左右开市，下午四点左右结束，但中和场很少有人有时钟，所以经常早半个小时或晚一两个小时。赶场天人很多，有的挑着竹筐，有的背着背篼，还有的妇女背上背着孩子。脱鲁岱考察了一个大场天和一个小场天赶集的人数。大场天是1944年9月21日，小场天是三天以后的9月24日。大场天来赶场的人为12026人，其中男人约9116人，女人2999人，看上去12岁以下的小孩913人⑦；小场天来赶场的人为10677人，男人6822人，女人3143人，小孩712人。作者认为如果这两个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可以分析出赶场人口的结构，来赶场的三分之二是男人，四分之一是女人，而且是成年妇女，12岁以下的孩子比较少。交易的品种有粮食、蔬菜、水果、禽蛋、鸡鸭猪崽、木柴等，他们购买食盐、灯油及其他日用品。场上也有中间人促成更大宗的交易，也促成各种服务和契约的形成。脱鲁岱还分析了集镇赶场的季节性特征，收获季节赶场比较早，主要交易的是稻米和米糠，以及各种杂粮、棉花、红薯、蔬菜、水果等，而三、四月农忙季节，赶集的人少一些，粮食交易量少一些[4]67-85。 脱鲁岱对中和场的分析与施坚雅对高店子的调查有很多相同之处，都非常关注集镇的经济活动与农民生产活动的关系，只是施坚雅的集期分析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更为概括更具理论性，而脱鲁岱则更注重考察市场中的“人”，以及市场对他们的改变。二者侧重点不同，但同样强调了集市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