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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禽饲养业。“各农家均喜养猪，一则以为家庭支出之补偿，再则为肥料之用，且猪肉为通常之食品。四川猪素有名，毛黑身大，长成后，每只约值十八元。”“养鸡亦为农家副业之一，常见各农家至少有三只，多则有十八只者，但未见专以此为业”，“在成都平原附近十一二月，尚有甚多之农家以养鸭为副业”[9]22508。1927年美国社会学者布朗对成都平原农家经济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佃农的实际收入中，家禽的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不等，根据农户该年是否出售牲畜、牲畜大小而有所不同，与1937-1938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们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16)。家禽饲养是佃农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不同农户家禽饲养的收入差异很大，如杨治维家养1头水牛，6头大猪4头小猪，出售了4头大猪，获得84元；养了5只鸡，出售了3只，获得3元，全年出售305个鸡蛋，单价500文/个，获得6.1元；共计家禽收入为93.1元，而该农户全年家庭进款为360.81元(主要包括牲畜、牲畜产品、作物、作物副产、杂项收入等)，其中家禽饲养收入占全年家庭进款的比例为25.8%。李文奂家有水牛1头，三家合用，养了3头大猪，出售2头，得44元；3只大鸡5只小鸡，出售2只，得1元；2只大鸭2只小鸭；出售200个鸡蛋，得4元，出售100个鸭蛋，得1.8元。共计收入为50.8元，该农户全年进款为207.96元，家禽饲养收入所占比例为24.4%。以上两户家禽饲养收入均在20%以上。以下两户比例则要低一些。宋吴氏有1头水牛，值66元，2头大猪，1头小猪，4只大鸡，2只大鸭，2只鸽子，出售280个鸡蛋，得5.6元，出售28个鸽蛋，得0.34元。但宋吴氏没有出售任何家禽，所以这一年的家禽类收入较少，只有5.94元，而该农户全年进款为193.24元，家禽收入所占比例为3.07%。薛青山有1头水牛，年初值42元，年底值38元，2头猪，3只大鸡，3只小鸡，出售100个鸡蛋，500文/个，得2元。薛青山也没有出售家禽，虽然有估价，但没有进款，全年只有2元禽蛋的进款，该农户全年总进款为62.55元，家禽饲养所占比例也仅为3.2%(17)。以上四个农户家庭都有家禽饲养，但收入则差别甚大，其原因在于是否与市场结合。前面两家都有卖猪、卖鸡、卖蛋，后两家也饲养了牛、猪、鸡、鸭，但没有出售，所以没有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农民的家禽饲养必须通过交换，依靠集镇或集市的商业活动，才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农家手工业和家禽饲养业收入占农家收入的比重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都可能不同，不管这个比重是多大，其是否与市场结合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市场，农家副业就无法体现其价值。下面这则崇庆县元通场的资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农户从事副业的总类和收入的比例。并可以看出，元通场的这20户农家养鸡的收入比较多，元通场极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活鸡收购市场。 上表中元通镇农家副业包括家禽饲养、家庭手工业及蔬菜种植三方面，这些家庭副业与集镇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农民家庭提供经济收入(18)。对绝大多数佃农而言，集镇是出售农副产品的重要场所。根据马学芳的调查，“农家收入大部分为农产品出售所得，而其支出，则以消耗于普通商品方面者，居其多数。但农产品之与普通商品，在市场上难做对等之竞争”[9]22556。马氏的结论，很恰当地反映了成都平原农家与市场的关系。 (三)劳动力出售、经商。成都农家每年以三到五月、七到九月为农忙季节，冬季则放牛、喂猪、砍柴、烧炭，春季则割草，三、四月，犁田，之后是播种、施肥，到九月水稻成熟，收割。所以犁田、下种和收割时，最需要人力。除了这几个农忙时节外，农民大多数都到集镇上出卖劳动力，有的做小买卖、做泥水匠、推鸡公车、做苦力、抬轿子、抬滑竿，也有的在家养牲畜和编篾筐。而很多农民是逢赶场时到镇上从事这些活动的，赶场天除了可以出售农产品以外，还可以找到干活的机会。  上表根据四川省档案馆相关调查表整理而成，该调查表共调查了30户农家，28户为佃农，其中田场男主人需要到周围的场镇从事经营活动的有17家，绝大多数是到集镇出卖劳动力，17家中有13家的男人到集镇推车；两家经商——贩猪；两家做泥水匠、盖房子；一家行医。尽管这个表格比较粗略，也有农户隐瞒收入的可能性(21)，但农户到集镇从事经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经济收益，则是事实。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则在赶场时到集镇经商、做手工活。正如陈祥云博士所说：“四川农业生产力的商品化，刺激了雇佣市场的出现，不仅调节了农村人力的支配，同时改变了农家的生活周期”(22)。  (四)娱乐活动。农民的娱乐生活，也主要在集镇进行。根据1938年金陵大学农经系同学的调查，农村的娱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茶馆消费、唱戏、玩灯、杂耍小唱。调查表显示(以1937-1938年温江县30户佃农为例)，29户佃农有茶馆消费，最高金额为20元，最少为1.8元，两户佃农有唱戏(应为看戏)消费，均为2元，这两户也都有茶馆消费(23)。可见，坐茶馆是农民最为普遍的娱乐方式。而乡村茶馆主要分布在集镇上，茶馆成为农民了解信息、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这与施坚雅的论断不谋而合，“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这个农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而不在一个或两个茶馆里泡上个把小时。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在茶馆中消磨的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2]45费孝通在江南的调查也有相似之处，农闲或是赶集之日男人们在茶馆里消遣。“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里谈生意，商议婚姻大事，调节纠纷等等。但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偶尔有少数妇女和他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10]。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乡村集镇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管这些集镇是否具备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元素，成为农村市场体系中最基本的环节，但对以租佃土地为生的佃农而言，乡村集镇是其农副产品出售的重要场所，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地，同时也是他们了解外部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