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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个论战首先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开始,其起因应该是相当明晰的。分析社会性质以确立革命的目标和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特点。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确实可能促使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及政界人物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出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种思考大多会是零散的或隐性的,不大可能很快形成颇具声势的论战。因此,苏联上层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公开的争论与斗争,确是引发中国发生论战的最重要因素。 在苏联,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方针的争议由来已久。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张当时的中国仍是封建势力占据优势的社会,因而应当进行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与拉狄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封建势力仅剩残余,无关宏旨,革命目标应该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两派的理论争辩针锋相对,但斯大林的主张依靠政权的力量,成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1921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以大屠杀的方式“清共”、反共,导致托洛茨基在会议上当众激烈地指责斯大林的方针葬送了中国革命。斯大林当时认为在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乃是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尚可维持,而托洛茨基则预言汪精卫也很快会与共产党决裂,结果被托洛茨基言中。这一事实致使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和留学人士同情和信服托洛茨基,被称为政治主张上的“托派”。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将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最不能容忍的仇敌,实施十分残酷的打击。在苏联的中国“托派”人员回国后,中共也将之清除出党,予以排斥,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上的斗争。1930年间在中共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建,并创办《新思潮》杂志,首要目的就是批判“托派”。而“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也具有申其政治主张的目的。因此中共干部派与“托派”的论战,无疑是苏联政治斗争的延伸。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在汪精卫“分共”后与蒋介石势力合流,但仍然受到排挤和打压,因而颇多失落情绪。他们发起和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同样受到苏联政治争论的激发。1928年,陶希圣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讲演,提出: 布哈林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中国革命,必须打破封建制度。而托洛斯(茨)基则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发达中的社会,急待解决的是关税自主问题。我们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本不要人家替我们做。我们必须自己打开中国历史来看,究竟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是不是封建社会?⑥ 很明显,陶希圣熟知苏联发生的争论,而且正是因苏联的争论才引发我们自己要公开地探索这一问题。 论辩中国社会性质因而追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深化认识中国社会所必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陶希圣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将研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领域。中共干部派对社会史的问题也很注重,清楚地认识到厘清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论定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从而构成中国历史发展整体链条的描述,以强化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就是因应时需而出版。陶希圣与郭沫若的这些著述推动了社会史论战的兴起,而1931年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这一平台,将论战推向高潮,在声势上超越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如前所述,对于参加论战的群体和派别,向来有不同的分类和称谓,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允当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参加者所属组织状况作为划分派别的标准,论战中的论点、主张仅仅具有参考性,因为论战一开始,主要参与者均有政治的和组织的背景。以杂志、刊物命名论战派别,尤其表层、肤浅,《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杂志,无一不具备政治组织性。《新思潮》1930年内即已停刊,《动力》杂志仅出两期即停。《新生命》杂志所发表的文章观点不一,周谷城、朱其华都曾在此杂志发表论文,无论政治观点还是历史观点,都与主办刊物的国民党改组派不同。所以用这些刊物的名称来代指一个派别,是不确切的。何干之等人的早期论著使用这种划分派别的方法,乃是在有所隐讳而难于表述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按照组织性的特征划分论战的派别,特别符合论战的缘起,反映其政治性背景,有利于准确地研究和评议。在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有四个群体参与,可依次称为中共“干部派”、“托派”、“改组派”;此外,还有大量不具备组织系统的个人参与者。 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有很严格组织性,在论点上必须符合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必须遵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经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学说,组织内的个人一般不能自由参加论战。“托派”的参与论战者虽有其政治组织的身份背景,但发表议论的自由度较大。该派后期组织溃败,人员星散,但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仍恪守托洛茨基的理论,即主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此也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史的见解;除这一共同点之外,其他历史见解各有不同。“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失意的派系,思想上受到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解驳杂,而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在社会史论战中,此派内部一开始就存在意见分歧,其共同点在于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见解绝不同于中共“干部派”,却有不少人近乎“托派”的观点。 论战的独立参与者成分复杂,有从未加入任何政党的学者,如王亚南;有从政治组织脱离出来的人员,如朱其华⑦;也有很早就重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熊得山⑧。此外,还有虽然身为某个政党成员,却仍采取独立参与论战的立场,《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就是典型,他虽为国民党员,但不是“改组派”成员,所以被学者称为“左倾自由主义者”⑨。诸多独立参与社会史论战者的积极作为,搅乱了论战初起时的格局,冲淡了论战背后的政治意图,给人以历史学学术论辩的印象。一部分原来的“托派”、“改组派”人士,随着其组织性的消沉,或向着独立参与的身份滑移,或退出论战,这是社会史论战群体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