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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与影响,历来论者颇多,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从“革命意义”的角度作出评述的,认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论战,绝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结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场大论战,进步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理论,向全国人民揭示了真实的中国国情,从而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17)。 近年来,史学界出现淡化社会史论战之政治性的论点,主张对此作“学术视野中的重新审视”,部分学者得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结论:(1)认为参与论战者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辩论。(2)认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壮大,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论者将陶希圣“食货派”的经济史资料清理工作以及后来的史学“跨学科”研究,都归结于社会史论战的推动。(3)认为社会史论战造成民国时期史学的“一大转折”,“这批论战者在学术领域的一番冲杀,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汉学’之外的一条新路,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领域……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18)。笔者以为上述观点,造成了对史实的曲解。 第一,论战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某些方法,是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论辩,不能从表层现象来轻易判定。任何学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客都可能片断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概念和某些方法,这在马克思生前和逝世不久就已出现,故恩格斯曾用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类人等予以讽刺(19)。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不能依己意随便曲解。而陶希圣和其他“改组派”人士将国家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杂糅在一起,往往得出十分怪异的历史见解;“托派”和独立参与论战者也多将个人的意见掺杂其中。因此,不应把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无区别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向来将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反对割裂。论战中各派相互攻击,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无视政治背景而单单谈论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研究社会史论战,当然需要将其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所谓“学术视野”,就是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属于或带有政治性质,就需要仔细探讨其中的政治背景、政治主张、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因素所占据的权重,绝不能借口“学术视野”而抹杀和摒弃史事内本来具有的政治性。否则,从出发点就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哪里还有什么学术视野? 社会史论战起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政治斗争,论战中具体见解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关键问题上均由政治见解主导历史观点。例如“托派”人士之间,虽然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但涉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历史,都主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皆遵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改组派”的历史见解多变,但共同的特点是否定中国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独立参与论战者成员复杂,动机不一,熊得山比较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不乏独立思考,如他曾否认中国有过奴隶制社会。朱其华则面目多变,多抄袭中共党内文件且加以拼凑,动机乃是专为谋取稿酬和哗众取宠,当时就被论战者揭发和鄙视(20)。王礼锡、胡秋原等亲近国民党的独立参战者,则在关键的历史观点上反对中共干部派。胡秋原后来追忆当初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动机时称:“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21)。总之,社会史论战的政治性十分明显,在探讨中国历史时虽然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成分,但学术观点始终从属于政治见解,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学术角度审视这场社会史论战,其中各种主张,包括“托派”、“改组派”人士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些推断,即使没有史实依据,毕竟也以理论思维方式作了各个角度的探讨,有思路多样的特征,其中荒谬的思路,正可引以为戒。而这种引以为戒,是通过批判达到的学术效果,并非其原有的价值。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当时的论战各方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能认为各种观念都具有学术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