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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参与30年代论战的各个派别中,中共干部派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支持,无疑是最有组织性和最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团体。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之后,中共不仅组织各地的起义、暴动和重建武装,同时也展开思想文化方面的攻势。1928年,一些归国的“创造社”青年成员,在上海创办《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杂志,按照郭沫若的建议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弘扬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攻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观点十分激进。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者李一氓⑩、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后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此时,《新生命》杂志正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陶希圣的论著已经颇有影响力,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二书于1929年相继由新生命书局、南强书局出版。“托派”不满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强行裁定,也在发表抗争言论。显然,1929年底筹办的《新思潮》杂志,1929年策划而1930年出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5月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都是中共中央在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时局的重要举措。《新思潮》杂志是中共中央专为批判“托派”和“改组派”思想而创办的理论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中共中央控制下,其组织纲领就是要“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11)。可见无论是“改组派”的论述,还是“托派”的文章,当时都被中共干部派列为应该痛斥的敌对思想。 至于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迄今学者皆将其视为个人的著述行为,有的文章甚至认为郭沫若此书的出版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理论争辩无关,“据现存各种记载,这时的郭沫若与党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如果说郭沫若介入了社会史论战和批判‘托派’言论,那是以后的事”(12)。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首的《解题》第七条(末条)说: 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之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很明显,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一氓介入了此书写作和出版的过程,难道李一氓帮助和督促居于日本的郭沫若写作和出版此书,也是一项闲来无事的个人行为吗?合理的推断应当是一项组织决定了的举措。李一氓是郭沫若入党介绍人之一,最适宜出面做策动郭沫若的工作。 不仅如此,《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发表了署名“杜荃”的文章(13),批判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此“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的笔名。同期另一篇署名“杜荃”的文章,因攻击、谩骂鲁迅,成为污点,故而后来郭沫若推托说忘记了是否用过“杜荃”笔名。但深知底里的李一氓则确认“杜荃”就是郭沫若,指出:“关于‘杜荃’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郭老,他生前未承认……说杜荃不是郭老反而不好。说杜即郭,是实事求是。”(14)《新思潮》是由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稿的期刊,按杜荃批判陶希圣之文发表的时间推断,征求和推荐此稿者,也应是李一氓,因为这正是在他督促郭沫若撰辑和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段之内。 由于郭沫若旅居日本,且有着特殊名望,研究和写作确有很大的自主性,但他也积极配合国内中共的文化思想工作。在日本期间,郭沫若还曾会见中共的其他来访者,接受征文写作题目,“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15),可知即使避居日本,郭沫若也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选取郭沫若已经写成的文章,并且督促他补充其他内容,合成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以应对陶希圣等人的著述,夺取研讨中国社会史的制高点,这在当时既属必要,也是急需。因为要压制陶希圣的势头,郭沫若名声足备,又有学术根基,简直是不二人选,而这样仓促出书,则未必合于郭沫若本意。 1931年之后,王礼锡《读书杂志》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推向高潮,中共干部派对这场混战采取静观态度,直至《读书杂志》1933年9月被迫停刊,也未参加论战。即使郭沫若之书受到李季、陈邦国、李麦麦等多人的抨击,中共干部派学者仍无一人回应,郭沫若本人也未作争辩,这大不合于常态,应当是有组织性地避开论战。其间有刘梦云(张闻天)、刘苏华等人的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批驳“托派”严灵峰、任曙关于中国当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表明中共干部派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因为这是直接打击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符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旨。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几大具体问题,中共干部派一时未从史料和理论上做好深入研究的准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很多讹误,不能再仓促地发表不大成熟的论断。同时,苏联学术界对几大论题还未得出官方认可的观点,干部派需要等待。1934年之后,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主流观点渐次形成(16),中共领导下的学者也相继推出与之大致相近的研究成果。但这时已经不具备各派论战的气氛,在中共干部派内部,关于鸦片战争之前、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绝无分歧,不同见解仅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这在当时无关大局,纯属学术上的难题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