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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这不该算作论战本身的效果。至于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经历者与随后的总结者似乎都评价不高。翦伯赞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何干之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参加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3)。陶希圣对此也不太积极,他反感论战中“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24)的倾向,因此筹划《食货》半月刊,准备大力整理中国经济史资料。何兹全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得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25)胡秋原则认为,论战中的许多文章“可说很少发表价值”(26)。特别积极参加论战的“托派”人士李季,对社会史论战也予以贬低。他说:“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27)。可知当时各派的亲历者、总结者,都不看好社会史论战。 陶希圣从论战的开始就没有遵从唯物史观,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罗列了“士大夫阶级”、“官僚制度”、“知识阶级”、“宗法势力”、“男系制度”等概念,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幅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很难联系在一起。而且其立场是遵从孙中山的主张的,“决不是共产党的理论”,陶希圣声明“我们决不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一阶级论”(28)。这样的立场,使用再多的唯物史观话语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论战后期,陶希圣在经营《食货》杂志期间更加疏离了历史唯物论,故将《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和归入社会史论战的成果,极不妥当。至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受西方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将之记在社会史论战的功劳簿上,实在过于勉强。 第三,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纷纷传入中国,从来没有“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其中,进化论历史观长盛不衰,传统史学理念根深蒂固,各类史学流派难以尽数。即使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何曾缺少宏观史识与理论思维?更不用说萧一山、柳诒徵、何炳松、蒋廷黻等各色历史著作家各有思想宗旨,还有朱谦之、常乃悳等专事构建历史体系的学人,可谓五光十色、多种取向,此乃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特点。虽则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定然会导出社会史论战,但《读书杂志》的出现和社会史论战达到高潮,则多少具有偶然性,其结果和影响固然存在,但评估不宜过高。 就民国史学而言,社会史论战根本未能触动整体的史学格局,董作宾考释甲骨文的工作依旧,顾颉刚编纂《古史辨》与考察历史地理依旧,梁思成调查研究古建筑史依旧,陈垣考订历史文献与宗教史依旧……哪里显示出考据史学衰退的迹象?陶希圣开展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考订,乃是向历史考据风格靠近,就连郭沫若后来也把主要精力放到金文、甲骨文资料的整编和考释上。有一种学术观点,将民国时期的史学描述为“史观派”与“新考据派”(或称“史料派”)的对立,恐怕乃是主观虚构,依据不足。事实上,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对上古史之疑古与信古的矛盾,远远大于不同治史方法之间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庸俗进化论历史观、人种论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社会生物历史观等混同而称为“史观派”史学,认为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历史考据派”,此见解昏聩糊涂,难以成立。同样,将相互激烈论辩的信古派与疑古派史家,一股脑儿算作“新考据派”,认为他们都压制“史观派”,也是很武断的说法。这种观点是把复杂、多元的近代史学简单化、公式化,严重违背史实,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