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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社会史论战的清理、总结和重新研究,有助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吕振羽就是这样的典型。但同时由于论战的背后是政治斗争,也使一批原先信奉唯物史观的“托派”人员,离开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论战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促进了“革命”史学体系的建立。至于整个论战的政治作用,前引吴泽先生的论述:“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吴泽先生是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合在一起论述的,所以这个结论大体不错,但取得这样成果,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而来的,与社会史的论战关系不大。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29)一书就是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合在一起、作为同一问题论述的。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核心问题是如何估量现存封建势力的大小,评析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什么地位。当时“托派”、“改组派”人员大都主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势力已很微弱,而城市的状况似乎支持其说法。中共干部派要维护共产国际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必须在农村社会问题上取得突破。德国留学归来的陈翰笙(30),1929年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借机组织起一个左派的研究队伍,其中有钱俊瑞、吴觉农、孙冶方、薛暮桥等后来的经济学才俊。他们利用中央研究院的便利条件,开展农村调查,特别关注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33年,他们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1935年初,王宜昌撰文批驳“农村派”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论战(31)。王宜昌的论文得到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尹宽)等人的支持,他们主要以中国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农村派的参战主将有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赵槑僧等(32),其理论、资料和阵容都远超论敌,长期调查积累的农村资料成为最有力的证据。钱俊瑞、薛暮桥等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论证了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由此自然地得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给中共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史学界理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予以更细致的研讨,给以更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