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学界围绕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曾有讨论，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对象，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应以大众思想、大众观念及其信仰为主要对象，还有人主张精英思想（即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思想二者同为主要对象，您的看法呢？ ●：在西方，思想史的概念出现于19 世纪末，大体上是因历史学界对兰克学派的不满而生。20 世纪初，“新史学”的代言人鲁宾逊批评兰克史学，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制度、军事、外交，亦即传统的政治史领域，举凡人类的文化、文艺、思想、经济、社会等等，都应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此后，思想史渐成学问之一门。但思想史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研究范围比较模糊的问题。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当中国思想史初建时，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写法”问题曾有过一些初步的讨论。19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思想史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当时学界对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分，也曾有讨论。但总体上说，中国的思想史学界，长期来缺乏方法论的自觉。近年来，随着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界围绕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再次开展了讨论，提出了种种看法，这是思想史研究逐渐深入的表现，相信这种讨论将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以为，思想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应以思想家的思想或者说精英思想为主要对象。我个人有一种“偏见”，认为并非随便一种什么想法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念头都可以算是思想。凡够得上思想的，应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实际针对性，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做的思考，不是胡思乱想。第二，要有略成系统的阐发，只言片语的表述，不能算作思想。第三，要发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在社会上未曾发生影响的主张，不宜做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至少不能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果上述意见不为大谬。那么“大众思想”一词，似乎不太能够成立。至于大众的观念、心理等等，也不是思想史的主要对象，但我们在研究精英思想时，确实应当加强对大众观念与思想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探究思想家构建其思想时受到了大众观念、民间信仰的何种影响，以及思想家思想传播到社会上对于大众观念又发生何种影响。这会使思想史更具历史感与立体感，是未来思想史研究值得努力的方向。 ■：思想家的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等等。在思想家的诸多思想中，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应以何种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到近代中国思想史，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作为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思想，应是一定国家、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各种重大问题所作的思考。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最重要的历史议题，思想人物围绕这些议题所做的种种思考，所发表的种种言论、主张，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近代中国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着实现这些历史任务而出现的种种思想主张，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们必须关注的问题。研究思想史，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的主要任务和时代思想的主要议题，只有这样，思想史才不会是诸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等等的简单综合，各种分散的思想才会被统合起来，形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史。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如此，那近代中国思想有哪些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思想的特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多方面去观察。我基本还是紧扣近代中国思想的基本议题来观察这一问题。近代中国因受西方列强的反复侵逼，面临空前的危机与挑战，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思想的主要议题就是救亡与图强。这使得政治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在救亡图存的强大压力下，思想、文化，乃至艺术，均围绕救亡与图强两大根本目标展开，是否有助于救亡与图强，成为人们选择思想学说的标准，这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或者说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这也造成近代中国思想的另外两个重要特征：其一，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引领着历史的进程。其二，因为严重的危机局面，先觉分子救国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看报者，皆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由此，中国近代思想呈现出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君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等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除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之外，还有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如何吸纳外来文化，批判地继承本土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化，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又一重大任务，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又一大议题。对于这一问题，国人起初未有明确的认识。中国文化长期处于相对封闭，自我完善的环境中，从未遇见相对更为发展的文化的挑战。明末清初，由传教士带来一些西方文化的东西，国人只当作一些个别的新奇事物来看待。哪怕有些人喜欢上其中的某些东西，甚至包括其宗教，也并未感到有什么挑战的意味。直到鸦片战争，吃了败仗，定下丧权失地的屈辱条约，国人也不曾感觉到中国的文化有什么不妥。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总算看出西人有强我之处。起初以为西人之强，只强在工艺与技术；于是师夷长技，造船制械，搞所谓“洋务”。洋务未见成功，渐渐认识西人政治有可取之处，乃有变法维新之议起。但直到君主制被推翻，两次复辟也归于湮灭，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却仍然沉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之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使救国图强的政治问题主导一切，以致人们不暇从文化上深入思考问题，这是根本性的原因。但显然，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要去掉盲目的优越感，中国人需要一次文化上的自觉，即第一，需要认真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以外，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第二，需要对自己的文化做一番评判性的整理的工夫。我们知道，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其生命的存在即在于新陈代谢。文化也一样，需要弃旧图新，才能保持生命力。这种文化的自觉，需要许多条件汇聚起来，才可能发生。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条件是必要的：一，中国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置身于世界发展进程中，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化意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可以说，大体具备了这个条件。二，须有相当一批知识精英比较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把它较真切地介绍给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受过较系统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回国，在教育、学术及各种文化事业领域中取代从前仅在日本受过速成式的现代教育的人充当起骨干的角色。可以说，这一条要求，也基本具备了。三，对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程度地评判性认识，去掉太多的盲目和迷信。这一点，经过清末民初以来的种种刺激，加上一定程度的中西文化比较地认识，也已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再那么盲目和迷信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才有了较为清醒的文化自觉。只可惜，这种文化自觉没有来得及在各个文化领域为自己巩固基础和取得足够的建设性的成就，大家重又卷入政治主导一切的滚滚洪流中，以至于到如今，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文化上仍然没有摆脱中西古今的困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