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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是怎样的一种文化转型呢？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 ■：我注意到，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将科学与民主看作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将科学与民主看做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趋向，而您在许多论著里都谈到，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基本趋向是世界化和个性主义，您的这种看法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我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的思考是在上世纪80 年代“文化热”时期开始的。那时我发表了几篇文章，如1986 年发表的《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确立健全的文化心态》等，就表达过重视个人价值、充分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后来，随着我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诸问题的研究，我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的看法日益明确，并在1994 年发表的《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一文中明确地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视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我在文章中说：“新文化第一是具有现代性，现代性的最中心的特点是充分承认‘个人的价值’，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同时也要求个人负起对社会的责任。第二是它的世界性，新文化不是封闭的，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它应该是可与世界各大民族的文化相互融通的，应该吸收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要向人类贡献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此后，我在《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多篇文章中，对此问题进行更系统深入的阐述，我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就贯彻了这一看法。 我的这一看法，与我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向以及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的看法有关。我以为，近代中国的基本趋向是现代化。近代中国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文化建设也好，社会改良也好，思想变革也好，其目标都在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本身的界定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我倾向于不把现代化看成是某种固定的可以具体加以描述的标准，而最好把它如实地描述为一种发展的趋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向。从外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世界化的过程，从内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个性化（即个人价值——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逐步充分实现）的过程。我以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两个趋向尤为明显。如此观察，可以比较更深刻地，更准确地把握现代化的实质。因为对于现代化持这样的看法，我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视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趋向。 ■：请您进一步分别就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意涵谈一谈您的看法。 ●：好的。先说世界化吧。人类历史并非一开始就是世界史，世界史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逐步拓展而发生的。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各个国家之间，由物资交流而人员往来，进而发生文化的交流。这一过程，也就是世界各国打破闭关自守状态，与其他各国发生日渐紧密的联系，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世界化。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化的过程起初是被迫的。在被迫卷入世界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步发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再不可能回到闭关状态，必须学会与世界各国相处。他们还发现，世界化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文化更新的机遇。世界化的进程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人们发现中华之外还有文明，还有很高级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应对世界化的挑战，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吸纳各国的优秀文化，进一步激活与更新自己的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贡献于世界。只有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化的过程中，才能生活得泰然自在。这种意识就是我所说的世界化意识。 中国的世界化过程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开始，但国人对世界化进程有所认识，并形成世界化意识，则有一个过程。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思想界的主流意识是排拒西方文化，人们还试图继续保持闭关自守的局面，对于世界化这一不可抗拒的进程尚无明确意识。所以，在对外关系上，朝野的主流意识是坚守天朝体制，不肯放下天朝的架子；对外方略上，则只有“战”与“抚”的选择，而没有相互交往的意识。对于伴随侵略而来的西学，主流知识界亦缺乏兴趣。鸦片战争后，敏锐之士，较早产生中国面临“大变局”观念，但此种观念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思想中。故鸦片战后近二十年中，几无丝毫应对变局的变革举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大变局”的观念始渐渐为较多的人士所接受，自强运动因此而起。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亦逐渐突破传统的天朝体制，认识到不能消极地应对西方的挑战，而应积极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对于西方在军事、工业方面的优势亦给予肯定，并开始学习。国人这种初步世界化的意识，经历戊戌变法到辛亥前后的十几年中，进一步得到加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正是看到了世界化的大趋势，所以极力主张变法以应世局，以便图存求强。他明确提出，今之世非一统垂裳之时，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国，积极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彼时甚至有类似后来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比如易鼐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樊锥主张中国应“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这实质是对世界化大趋势一种急激的反应。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提出要建立“世界的国家”，此一概念虽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气息，但其主张中国立国当具世界意识则是很明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人的世界化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陈独秀1915 年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可以说是五四一代学人世界化意识的典型文章。该文通篇都洋溢着世界化的精神。而其宣示杂志六大宗旨之第四项，则专门阐发“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重大意义。他说，今日世界，“万邦并立，动辄相关”，于此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知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其他许多新文化人如胡适等人，对此世界化都有清晰的自觉意识。五四运动以后，尽管继续发生过许多曲折、反复，发生过相关的论争，但这个世界化的文化大趋势是不曾改变的。思想层面的变化是如此，在文化的实际层面，自洋务运动起，中国的现代化，本质就是中国人逐步开放眼界，逐步扩展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优秀文化的领域并不断深化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创造新文化的努力，都与明确的世界化意识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努力与世界文化建立密接关系，努力实现世界化的文化创新活动。近代中国的世界化进程，虽有种种的不愉快记忆，种种的曲折，但世界化进程确实给中国文化更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