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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种种努力，以此为中心目标的种种思想学说，表现于政治运动，是改革与革命交替进行的历史进程，能否请您谈一谈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 ●：这里说的革命，是专指暴力革命而言；改革则是指通过和平改革，改变社会制度。改革抑或革命，根本目标都是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一般地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代价比较小，是社会变革比较可取的形式。但这需要统治阶层对于时代潮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够顺应潮流进行变革。不仅如此，还需要统治阶层有领导变革的魄力与能力，需要在改革中努力协调各方利益，尽力防止变革过程中秩序失控局面的出现；更需要社会对于改革的支持。总之，改革是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件容易的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越来越激烈的革命倾向，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一方面，紧迫的外部危机造成了人们国亡无日的紧迫感和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而统治阶层对于国家面临的大变局，缺乏知识与精神上的准备；又受体制惯性的制约，不肯放弃或哪怕是部分地放弃种种特权；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意见分歧，不能承担起领导改革的责任，且经常犯下极其愚蠢的错误；从而激起期望改革的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致使本来期待改革的人们转而赞助革命或被卷入革命潮流之中。这样的过程一次一次地重复出现，革命一波又一波地相继而起，继长增高，席卷一切。长期在这样风云激荡的情势下，人们观念上起了变化，以为革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革命就是一切，革命越激烈越好，越彻底越好。我把这种思想倾向称之革命主义思维。这种革命主义思维，差不多笼罩了整个近代历史。在清末，因统治者的愚蠢颟顸，不断往革命党的磨盘里注水（梁启超说，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厂）。使本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和平改革运动被窒息，稳健之士转而投向革命。民国成立，政府北迁之后，本来人心思定，客观上多多少少存在着推动民主立宪逐步实现的可能性。但当权者，迷信强权，不循合法途径解决问题，革命党被逼铤而走险，再度以暴力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从此，相当一部分人重又以为，只有革命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五四以后，这种革命主义思维因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而极端被强化。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了后来人们对近代历史的看法。在革命主义思维笼罩一切的情况下，革命垄断了话语权，从而，革命同正义，乃至天理如同一事。反对暴力革命即是反动，“反革命”成最不可容忍的大罪状。由于革命主义思维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近代历史上的和平改革运动与和平改革思想被革命运动与革命思想遮蔽，甚至因为其反对暴力革命而被判定为反动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这是很不公正的。我以为，把暴力革命同非暴力的改革运动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其中一种形式是解决社会危机的万应灵药，而对另一种形式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是对理性，对人类经验与智慧的自虐，毫无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用哪种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要由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能要求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用某一种预定的模式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况且，暴力革命，只能解决政权问题，现代化的诸多实务，如教育的普及、实业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人民素质的提升等等，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推进，而绝非一场革命就能解决的。恩格斯说过，英国的国会改革（指1832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邓小平也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真确的。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才能恰当地认识历史上的和平改革运动与和平改革思想。我的这些认识是从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我研究清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研究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都使我对传统的革命主义思维发生怀疑，进而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运动与改革思想。我从实际历史研究中得出的这些看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后，得到不少学界同道的认可，这是我深感欣慰的。 ■：您刚才谈到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什么是文化转型呢？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启动较晚，文化转型的启动需要怎样的条件？ ●：文化转型最基本的含义，是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既往的结构和前进的方向，从而也改变自己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这种改变，都是在自身基础上发生改变，绝不是完全被动地被他种文化所替换。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西方侵略所造成的巨大刺激作用，也没有必要抹杀西方文化东来对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某种激活的作用。但文化的转型必须以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可以构成新的文化生命的基础为前提。否则，再大的外部刺激，也无法凭空造出新文化来。这样说，人们或许误以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谓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是正确的。非也。不能这样讲。十教授的所谓本位,是他们主观先定的某些原则，并没有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内在的可再生的生命力基础。胡适批评他们没有认清中国文化的本位之所在。照胡适的理解，中国文化的本位，“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胡适的说法，比十教授高明多了。认清文化的本位在人民，这恰好彰显出文化的本质。文化本来就是人们为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凡是可以增加生活的便利，提高生活的品质的东西，人们是不会拒绝的。随着生存与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变，人们产生新的需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为满足新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创造出新的东西。新的东西积累多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看起来，旧的文化变成新的文化了。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在这种积累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西方侵略者就来轰开了封闭的国门，在中国人面前出现了从未曾见的一种极富挑战性的新文化。在绝大多数人对之采取敌视、抗拒、排斥的态度的情况下，少数先觉分子或者本身就属于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一脉，或者至少受过某些异端思想的影响，因而起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倡导改革，尝试新文化的创造，逐渐走出旧传统的藩篱，开出文化发展的新路。由于对外抗拒的一再失败，加之内部腐败的无可救药，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不能再沿着老路走下去了，必须选择走一条新路。这就是文化转型发生的历史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