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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帝国 方济各会进入蒙古帝国的第一人，便是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柏朗嘉宾诞生于今意大利的佩鲁贾(Pérouse)。虽然他不是法国人，但他出使中国蒙元王朝，却与法国，特别是与路易九世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沟通中法交流的先驱。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éderick Ⅱ, 1194～1250年)曾致信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 1207～1272年)和法王路易九世(Louis Ⅸ, 1214～1270年)，建议采取共同行动，以遏制蒙古人向西欧的推进。他很想利用元太宗窝阔台于1241年12月刚刚晏驾这一天赐良机。当时恰恰在元定宗的贵由汗(Guyuk, 1206～1248年)、元宪宗蒙哥汗(Batu, 1208～1256年)和不里(Buri)之间又出现了某种不和，迫使蒙古军队于1242年撤退到了斡罗斯境内。他们不希望在蒙元王朝的新皇登基之后，或两蒙古诸部消除内讧之后，可能会形成对自己更大的威胁[4](15)。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在法国里昂召开了大公会议(全欧主教会议)。他们选择了当时已经65岁高龄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修士出使蒙元帝国。柏朗嘉宾先由葡萄牙人劳伦斯修士(Lawrence)陪同，到达波兰后又与翻译官本笃()相会合。他们于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时，根据大公会议的决议，在英诺森四世教宗与路易九世国王的共同支持下，从里昂出发，直到1247年11月24日才返回里昂。虽然柏朗嘉宾主要是由教宗派遣，出使蒙元帝国以及两部蒙古的多个汗国。他们在非常困难的背景下，一无任何东方语言知识，二无翻译，三无地理书导，四无向导，在古丝绸之路上骑行或步行了两年半之久，行程万余里。他也如同张骞一样，只是反向地“凿空”了西域丝绸之路，从西欧直通中国的蒙元帝国。若望·柏朗嘉宾是证据确凿的西方直接出使中国的第一人，是西欧方济各会士于元代大举入华开先河之人。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是1253～1255年；若望·孟德高维诺(Jeande Montecorvino, 1247～1328年)赴北京(汗八里)并于1294年设立大主教府，共在华生活34年；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 1286～1331年)于1318年入华；安德烈·佩鲁贾(Anré de Pérousse,? ～1326年)于1311年入华；若望·马黎诺利(Jean de Marignolli，约1290～1353年)于1342年到达汗八里。若望·柏朗嘉宾、若望·孟德高维诺和若望·马黎诺利，是在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中的三“若望”。他们是元代方济各会士入华高潮中的三位典型代表人物，是沟通中西关系的筚路蓝缕的探路人。 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一行于1245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四年)4月16日(复活节)，从法国里昂登程。他们首先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Breslau)，并在那里接上波兰会士本笃()以充任翻译。他们又经过波希米亚，但基本上是在波兰度过1245～1246年的冬季。他们在波兰大公康拉德(Conrad)的帮助下，进入了斡罗思境内的乞瓦(Kiev，基辅)，然后又到达库蛮尼亚(Comania，土库曼)，经过里海与咸海之北，通过草原而进入了蒙古人地区。他们首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缔造者拔都汗(Batu, 1209～1256年)设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斡耳朵(orda，幕帐)。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嫡孙(长子术赤的儿子)，占据咸海以及从里海至额儿齐斯河一带。他们于1246年仲夏到达准噶尔地区(Dzungaria)。柏朗嘉宾又从那里到达哈剌和林(Qara-Qorum，成吉思汗曾在此建都)，并且一直在那里停留到11月13日才离开，后又经丝绸之路而返回法国里昂。 柏朗嘉宾受教宗派遣并在路易九世的支持下，出使蒙元帝国，取得了巨大收获。他留下了一部传世名著《蒙古史》(L' Ystoria Mongalorum，汉文译作《柏朗嘉宾蒙古行记》②)，这是他向教廷复命的报告，顺便也报告了法王路易九世。 (一)柏朗嘉宾有关蒙元帝国人文地理和军事的记述 柏朗嘉宾的出使报告是西方所拥有的第一部有关蒙元帝国和整个东方的人类学与舆地学著作。我们从中读道：“鞑靼地区位于东方一隅，我们认为那里正是东方偏北的地域。契丹人以及肃良合人(Solangi，高丽人)地区位于其东部，南部是撒拉逊人的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的疆域，西部是乃蛮人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抱。”[2](28)他首次向西方陈述了东方民族及其分布地，是西方最早获得的东方民族与舆地的直接资料。 罗马教廷及欧洲基督宗教君主们非常关注了解蒙古人已经征服的地区和尚未征服的地区，以研究抵御蒙古人向西推进的策略。柏朗嘉宾也遵命在这方面作了详尽而周全的调查研究[2](88)。 对于当时罗马教廷急需要知道的蒙古王公们的主要名字，柏朗嘉宾的调查基本上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鞑靼人诸首领的名字：鄂尔达，他曾远征波兰和匈牙利；拔都、不里、昔班(Syban)、唐古忒(Dinget)，他们全都到过匈牙利；绰儿马罕(Chirpodan)，他尚在海外与萨拉逊人地区的算端及其外邦人兵酣战。下列首领都在国内：蒙哥(Mengu)、昔列年(Sirenen)、忽必烈(Hubilai)、昔列门(Siremun)、胜那忽儿(Sinocur)、脱哈帖木儿(Tuhatemur)、哈剌海(Caragai)、在他们之中誉为‘武士’的老人速不台(Sibedei)、不剌(Bora)、别儿哥(Berca)、马兀赤(Mauci)、阔连察(Coremsa)，后者也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此外还有其他首领，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2](64) 这些名字与《元史》和元代其他史料中的记述基本相吻合。这些资料只能在蒙元帝国内亲自搜集，靠其他转手渠道是无法获得的。 柏朗嘉宾接着针对他出发时教廷委托给他的调查问题，而一一作了回答。他于书中提到的蒙古军队的“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编制及其互相制约的作战体系，对于西方后来军队的组织改编产生过影响[2](74)。他介绍的蒙古军队中的弓弩、弩炮、盾甲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军队只重刀剑的战法[2](74～78)。他建议，为了抵御蒙古人，罗马各行省之间必须巧妙地互相支援，这是蒙古人制胜的法宝之一。这也引起西方政要与军事家们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