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柏朗嘉宾参加元定宗的登基大典 柏朗嘉宾有幸于1246年8月间，在哈剌和林出席了元定宗贵由汗(Güyüg qaγan, 1206～1248年)的登基典礼。贵由汗于1246～1248年在位，系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柏朗嘉宾是在钦察汗国的缔造者拔都的安排下，特意赶去参加这次盛大典礼的。这在当时的中西关系中，尚属首例。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欧洲传教士们参加中国皇帝或皇后的登基大典与葬礼，柏朗嘉宾始终是享有此殊荣的西欧第一人。 柏朗嘉宾于其报告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盛典。 “当我们到达时，正如鞑靼人平时所做的那样，贵由皇帝让人赐给我们一顶帐篷和某些食物，比对其他所有来使都更要友好一些。然而，我们没有被他召见，因为他还没有被加冕为皇帝，尚未主持朝政。但教宗陛下信函的译文和我们对拔都所说的话都已经转奏他了。等候了五六天以后，他令人带我们去晋见皇太后，庄严隆重的集会就在那里举行……” “第一天，大家都穿着紫红色缎子盛装；第二天，换成了红色绸缎装，贵由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幕帐；第三天，他们都身穿绣紫花料的蓝衣服；第四天，大家都穿着特别漂亮的华盖布服装。栅栏里面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两座大门：一座专供皇帝銮驾进出，那里的大门虽然敞开，却没有禁卫军，因为任何人都不敢从那里进去；另一座门则供所有那些受召对的人进出，门口有佩带着宝剑和弓箭的禁卫。”“当我们骑马一起来到另一处距离那里(Syra-Ordo，失剌斡耳朵，皇家幕帐)只有三四古法里的地方，位于山间靠近一条河流的一片风景秀丽的平原，平原上已经矗立着另一顶幕帐，当地人称之为金斡耳朵或‘金帐’；圣母升天节那天，皇帝应该在这里举行登基典礼，但是由于当天下冰雹，就只好推迟举行了。用来搭幕帐的支柱以金片覆裹，然后用金键与其他支柱钉在一起。幕帐的天幕和内壁上也蒙上了一层华盖布，而外面则用其他织物装饰。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圣巴尔多禄茂节(Saint Barthélemy圣·巴尔多禄茂是耶稣12使徒之一)，这一天，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面对南方而立，彼此之间相隔一掷石之距，他们一边跪拜祈祷，一边逐渐离开，始终面向南方。由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念咒，还是向上帝或另外的神跪拜，所以不想跪下祈祷。这样做完很久之后，他们又回到幕帐，扶贵由登上皇帝御座，首领们对他参拜，全体庶民都向他跪拜。因为我们不隶属于他，所以方得例外。接着，根据他们的习惯，全体人员开始不停地畅饮，直至夜晚。然后用车运来了一些没有放盐的熟肉，每四五个人分一大块肉。对于里边的人，他们所分的是带有调料盐的肉和汤。他们每次举行宴会时都这样做。”“正是在这里，我们被皇帝召见了。当丞相镇海签完我们的和护送我们前来者的名字，以及肃良合与其他使者的名字时，他就当着皇帝和全体大首领高声宣读着名册。这项仪程完毕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四次以左膝跪拜。”[2](116～118) 对于蒙元皇帝登基大典的记述，在中外史料中都很稀见，柏朗嘉宾的记述，不但为研究蒙元史留下了宝贵资料，而且也使这场圣典的真实情况传向了基督教的西方。 (三)柏朗嘉宾沟通了教宗与蒙元皇帝之间直接国书往来的渠道 教宗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元帝国，曾委托他携带致蒙元皇帝的两道敕书。它们分别由教宗于1245年3月5日和3月13日写于法国里昂。两道敕书都在1246年的元定宗贵由登基大典上，通过翻译而被宣读了。其第一封敕令主要内容是抨击蒙古人的征战与杀戮，陈述基督教义，解释教宗派遣方济各会士出使蒙元帝国的原因：“为了使我们显得在任何方面都不忽视那些远离我们的人群，我们派遣谨慎小心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便可以履行我们教宗对他们的天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认为把我们钟爱的儿子葡萄牙人劳伦斯修士及其方济各的同伴，派遣到你处是合适的。……如果你们遵循他们的有益教诲，那就要承认上帝的真正儿子基督，并接受基督教的归化，崇拜他的光荣名字。”教宗在第二封敕书中又一次抨击蒙古人：“我们听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蹂躏它们，使那里满目苍凉……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我们……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此之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我们认为把我们钟爱的儿子，即捎送这封敕书的人，派到你处是合适的……请你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友善地接待他们，尊重他们，就好像接待我们一样，并且在他们代表我们向你讲述的那些事情上，诚实地与他们商谈。”[4](73～75)很明显，教宗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元帝国的目的有三：劝阻蒙古人的征战、要求他们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请他们很好地照顾自己的使者柏朗嘉宾一行。 元定宗贵由于1246年11月13日，在柏朗嘉宾辞别他而返欧时，也复教宗一道敕书，并与太后共赐他们貂皮缎袍两件。定宗的这封信现藏梵蒂冈图书馆，1921年发现其拉丁文译本原本，其汉文原本至今尚未被找到。 元定宗贵的敕书一开始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口气颇大地自称：“长生天的力量，全人类的皇帝，致大教皇的真实敕书”。其结尾处于盖御玺之后又自称：“在长生天的力量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者。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其中还署名为“第一位皇帝成吉思汗，第二位皇帝窝阔台汗，第三位皇帝贵由汗”。元定宗皇帝于其回复敕书中还写道：“如果你的使臣返归你处，呈上他自己的报告，那么你——大教皇，就应该和所有君主们一道，立即前来为朕服役”。“你又说，你曾向上帝祈求和祈祷，希望朕接受洗礼，朕不懂你的这种祈祷”。“你又说，朕应该成为一名虔诚的景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名苦行修道者。但你又怎能知道长生天赦免谁，它会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现在，你应该诚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你并为你服役’。你本人现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如果你前来为朕服役并侍奉朕，那么朕将承认你的降服”。“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理睬朕的敕令，那么朕将认为你是朕的敌人。”[4](83) 我们通过元定宗的这封复敕，便可以看到，蒙古人既否决了教皇“阻战”的意图，又拒绝了他要求蒙古人接受基督宗教归化的要求。相反，元定宗反而要求教皇及欧洲的所有基督宗教君主们，统统“降服”蒙古人并为他们“服役”。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政治上尚处于对抗和误解的阶段。柏朗嘉宾身负的三项使命，只完成了对蒙元帝国人类学和地理学调查、军力和作战韬略的“刺探”。其“劝教任务”却失败了。但是，柏朗嘉宾毕竟直接沟通了中西方君主之间以及蒙元王朝与教廷之间的关系。渠道已经沟通，桥梁已经架成，为此后的中西方关系铺平了道路。这一切均为继他之后的鲁布鲁克奉路易九世国王出使蒙元帝国作了准备，开辟了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