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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1917年设立中国史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史学系走向独立。此后朱希祖长期担任系主任，他一直强调以社会科学治史，主张史学系学生前二年多选修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后二年则随有专精之教员作断代史研究。故在1930-1931年的课程指导书中，朱希祖提出高年级学生必须选定一门“中国分代史研究，随教员常治之史，选择其一，共同研究。例如甲教员常治汉代史，或唐代史，乙教员常治宋代史或元代史……则三四年级生选择其一史，专攻两年，将研究成绩报告，方成毕业。”此课要求学生：“1将某代史句读一遍，以表明读完此史；2将某代史撰述源流及后人重修或考订之历史，编成报告；3将某代史有关系之参考书，及中外杂志上对于某代史之著述，编成一目；4将某代史之历史的地理，并其时代之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及其他一切文化，分类研究，各择其一类，撰成有系统的论文；5各时代史各有特殊情形，其研究方法，由担任教员自由指导。”④此课类似于专书研究，而不在宋史知识的系统讲授上，重在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朱氏以南明史研究著称，当时他的研究重心也不在宋史上，但担任了宋史研究的导师。 1931年初朱希祖辞去史学系主任，此课最后应是不了了之。而后系主任由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蒋梦麟暂代，10月由归国的西洋中古史和中西交通史专家陈受颐接任，但对史学系影响最大的却是傅斯年。自1931年度始，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更为规范系统，注重史料的整理，提倡充分的工具，体现了傅斯年的史学观念。⑤ 1931-1932年度的宋史课程由老派学者柯劭忞之子柯昌泗担任，每周四课时。在课程说明中，柯氏论证了宋史研究的意义，并介绍了此课的讲法和具体内容：“《宋史》一书最号繁重(一)宋代享国甚久，事迹过多。(二)汉唐以来政治典章学术思想经五代之乱，渐次递嬗，至宋而大为变化。(三)宋人最重史学，当时学者对其本朝史实多有撰述，即在文集笔记中，亦皆喜谈掌故，史料之多，为历代之冠。(四)宋与辽金西夏蒙古诸蕃等国交涉频繁，情形复杂。凡此诸端，非从《宋史》及各种史料细心钩稽，不能了然。且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溯其变迁之迹，宜从宋史入手。本课程内容，系将宋史中重要史实，参考各种史料，编为讲义，分别讲述，略见梗概。一面指导学者对宋史加以缜密之研究，及应研究之方法。并随时介绍研究宋史必须参考之书。且对各种史料随时评骘其得失，以资旁证。”⑥柯氏旧学根底深厚，以金石学著称，惟留下一部《语石异同评》，而依此课程说明，也可见其宋史之见识。幸运的是北大图书馆藏有他当年所编的《宋史讲义上》，据此可略窥其宋史研究之心得了。讲义共分为七节：一、太祖得国之本末(论禁军及杯酒释兵权——本节括号中文字，均为作者所做说明，下同)，二、宋初统一之业(论削藩)，三、交州立国(因中夏历朝相传疆索，在宋时有极重大之变改)，四、宋与西夏之战争(论边患)，五、北宋之亡，六、北宋九朝大事概略(北宋政治史略)，七、北宋制度概略(不全)。⑦从内容看，重在政治制度史，虽简略，但时有精彩之论，如：“杯酒所释之兵权为禁军，而非藩镇，宋之削除藩镇，别有计画，与此固无涉也。”“综观宋之得国，以禁军为最大关键。”这与聂崇岐1948年发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观点一致。而他对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意义有其独特的理解，“自唐末五代以来，典章隳坏，唐以前相承之制，荡然无余。有宋肇兴，补偏救弊，因时制宜，故其法度，始终未能完备。而自宋以后，迄于晚清，多半因其制而递加损益，从未有沿袭汉唐之旧者，此洵中国制度沿革者之一大变迁也。”可惜讲义不全，未能见“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之迹。 自1932年度，史学系中国史断代研究科目分六或七段、西洋史四段，采取两年一轮回办法，中国史包括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宋金元史、明清史，宋史和辽金元史时有分合。每年开中国史三或四段、西洋史二段，史学系学生可选修中国史六段、西洋史二段，或西洋史四段、中国史二段。⑧ 1932-1933年度改由赵万里开设宋史，方壮猷开设辽金元史。赵氏的宋史课程“注重介绍新材料以补充旧材料，而尤致力于典制学术艺术风俗文学诸方面”。⑨赵氏此年度还为史学系一年级学生开设必修课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内容“包涵之空间性为中国及高丽安南等旧属国，时间性为史后迄近代。旧史料如正史编年传记实录志乘，新史料如甲骨金石文字档案等并重。图表注重版本”。⑩从两课的课程说明看，他注重新史料及版本目录学及宋代学术、文学史的研究。赵氏时亦担任北大研究院文史部导师，指导的学生论文也多为宋代文学史，如宋词和北宋专家词研究，于此亦可知他兴趣之所在。(11) 1933-1934年度宋史和辽金史停开，1934-1935年度聘请蒙文通开设宋史，姚士鳌(从吾)开设辽金史。蒙氏的宋史课程“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12)蒙氏重在以浙东学派的史论观察有宋一朝的历史，体现了他宋史研究的特色。而据任继愈回忆，蒙氏此课主要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3)具体观点与他后来的讲义《北宋变法论稿》应是一脉相承的。 1935年下半年，蒙文通未得北大续聘，其宋史课由姚从吾接手，合并成宋辽金元史一课。据课程指导书，“本课程拟分两部，每部又各分为四编：第一部辽宋的建国与金朝的灭辽破宋。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辽宋的建国。第二编：宋辽的对峙与王安石的变法。第三编：金朝与他的灭辽破宋。第四编：南宋与建都燕京以后的金朝。第二部蒙古的崛兴联宋灭金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成吉思汗时代。第二编：南迁后的金朝与窝阔台的联宋灭金。第三编：蒙古与南宋的对抗与忽必烈的统一中国。第四编：忽必烈统一后的元朝。”(14)从内容看，属中规中矩的政治史叙述，注重宋与辽金元的对峙局势，承袭了他之前开设的辽金元史课程，讲授重心在辽金元史及其与宋的关系上。 1936-1937年，宋辽金元史课程“本年停”。(15)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期，历史学系(1937-1939年改为历史社会学系)1937-1938年度仍由姚从吾开设辽宋金元史，1938-1939年度由张荫麟开设宋史，1940-1946年度辽金元史和宋史由姚从吾轮番开设。(16)1946年以后，宋史课程则由邓广铭开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