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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论文选题与宋史的讲授 民国时期的学生毕业论文能保存至今者甚少，而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保存却非常之完整，原存北京大学学位论文阅览室，现已划归特藏室保管，清华大学则存有部分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这些均可从北大、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检索到相关目录。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则完全不存，但《北京大学周刊》上(1935、1936，1946、1947年)登有各科系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及其指导老师的布告，《辅仁学志》附录中刊载了1941-1945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目录。以此作为核心材料，并结合相应论文原稿及回忆文章，对当时毕业论文中的宋史选题进行梳理，藉以观察学生选题与宋史课的讲授重点及老师指导指导之间的关系，或可增进对当时学位论文写作环节的认识。 (一)北京大学 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提交的36篇毕业论文选题中，上古史多请兼职讲师傅斯年或顾颉刚指导，秦汉史、宋史钱穆，辽金元史姚从吾，明清史孟森，中西交通史、西史翻译及西洋史陈受颐、皮名举。其中有四人选做宋史的题目，仅次于辽金元史6篇：分别是邓广铭《浙东学派研究》，张公量《王安石的改革运动》，王毓铨《王安石的生活思想及新政》，廖世雄《宋代的地方制度》，指导老师均为钱穆。(35)杨珏《匈奴之研究》、《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变法》中限选一题，指导老师是对匈奴和蒙元史素有专攻的姚从吾。部分学生甚至有二三个选题，一是可见当时学生兴趣之杂，二也是因为选题方向未定，变动性大。而即使是已经确定选题的学生最后也会因各种原因更改选题，如邓广铭改由胡适指导作《陈龙川传》，傅乐焕改由姚从吾指导作《宋辽交聘使研究》。(36)从总体上看，1935年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多与王安石变法有关。 1936年提交的27篇毕业论文选题中辽金元史占7篇，而只有两人选择了宋史，且均属宋金关系史，一为尹冠华《宋金和战问题的再检讨》，由钱穆、姚从吾指导；一为牟禄庭《北宋与金人的交涉》，导师为姚从吾。(37) 这二届学生中(1936-1937年)完成宋史选题的毕业论文，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邓广铭、王毓铨和傅乐焕三人的研究。邓广铭在胡适指导下写出《陈龙川传》，后由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而王毓铨的论文第一章先在《食货》(第3卷第11、12期)发表，据陶希圣说：“王毓铨先生是北大史学系四年级同学。在本刊第三卷四期曾有论文发表(笔者按：指《清末田赋与农民》一文)，他这篇(《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是《王安石传》的第一章的上段。《王安石传》全稿约有十五万字。”(38)论文第五章《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分二期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第5卷第1、2期)上，大致有6万字左右。傅乐焕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专攻辽宋史，继续充实他的毕业论文，后以《宋辽交聘使表稿》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二分上，而这仅是他《宋辽交涉史研究》的附录部分。(39) 学生论文选题，参照当年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40)所以毕业选题与学生兴趣相关，而他们之前所选修课程是其兴趣的重要来源。从学生在宋史上的选题看，1934-1935年度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935年的毕业选题中就多有关注王安石变法者；1935-1936年度姚从吾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中重辽金与宋的关系，而1936年毕业选题中就有二篇是宋金关系研究，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和讲授内容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选题。 但是宋史课的讲授者只是学生论文选题的启发者，并非唯一之影响，学生也会受到其他史学思潮的冲击，表现在论文选题和做法上，就与授课者、指导老师治学特点完全异趣。如王毓铨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史取向，就与蒙文通、钱穆和姚从吾治学特点不符，他们对社会经济史也缺乏研究。王毓铨大四时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传记专题实习”，其中所列传记人物就有政治家王安石，他的论文也是此课的作业。(41)而他的做法也与胡适的治学风格不同，主要是受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魏特夫之影响。毕业后他一度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8年应魏特夫之邀去美国从事研究，(42)自是可见他早年的学术发展脉络了。 姚从吾1934年自德归国任北大史学系教授，1936年担任系主任，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在1934年至1946年间，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史学系先后开设过辽金元史或宋、辽金元史。姚氏晚年对他在北大的教学有一总结：“回忆在北大主持历史学系时，即又分‘辽宋金元史’为四小部分：(1)‘辽(契丹)与北宋’(九〇七～一一二六)，(2)金(女真)与南宋(一一一四～一二三四)。(3)蒙古初期(一曰四大汗时代，即蒙古与西域诸国，一二〇六～一二五九)。(4)蒙古与东西亚。每一段落，常选一人至三人从事工作。故自弟归国至抗战(昆明)时期，即完全依照上述办法分配。如傅乐焕，邓广铭，杨志玖，方龄贵等先生不下十余人，均曾在此一阶段，共同讲习，担任工作。”(43)他的回忆与前文所列1935-1936年度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的四编正相吻合。傅乐焕从宋辽关系入手，对辽代的捺钵制度和宋辽交涉史有深入研究，而邓广铭因关注陈亮和辛弃疾，对南宋的历史文献及宋金关系亦有专攻。杨志玖、方龄贵则精研元史，杨氏因在《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史料而一举成名，方氏则以《元上都考》作硕士论文。其余像程溯洛作《宋金归地交涉详考》，傅乐淑作《元明汉籍中所记蒙古色目人的生活》，均可对应姚从吾的人才培养规划。(44)如此看来，姚从吾对北大宋辽金元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是有一套整体上的规划，并且已初见成效了，只是后因各种原因他们多已偏离姚氏所设计的研究方向，但不容否认姚氏在北大宋辽金史人才培养上的贡献。 1946年北大复员返平，邓广铭回到北大，开始讲授宋辽金史。当时的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如下：1946年26篇论文中有4篇：米继简《熙宁新法和新旧党争》，杨淑安《唐宋茶道小考》，杨宝贞《宋辽战守疆域考》，张曼德《北宋岁时志略》；1947年44篇论文中有8篇，张競敏《辽代州郡及宋辽关系地图》，汤桂仙《范仲淹》，吕铮《宋王安石之变法》，冯远程《熙宁变法》，赵新月《宋代的役法——由差役法到募役法》，张丕安《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述略》，漆侠《王荆公新法研究》，谢蕴慧《章献明肃太后传》。(45)所有宋史论文均由邓广铭指导，而从学生选题也能看出授课老师的影响，如1947年的选题，有二篇是传记研究，其余则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役法、宋辽关系者，均是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