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各省农村移民的增多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华北地区各省农民向东北地区移民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京奉铁路(北京-奉天)抵达奉天(今辽宁省会沈阳)等地后，再经南满铁路(旅顺-长春)前往东北各地；另一条是由胶济铁路(青岛-济南)经青岛港口乘船抵达大连等地后，再经南满铁路分散到东北各地。当时华北各省农民之所以选择移民东北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华北地区农村的人地关系紧张，天灾人祸频仍常常造成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由于铁路通行带来的交通运输便捷之利，使华北地区农民在移民路途上耗费的时间大为缩减，且许多人可以在迁入地和居住地之间当年往返，从而使华北地区各地农民对迁移外地的恐惧感减弱。 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建成通行，使华北各省农村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数量、范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河北省以冀东的滦县、乐亭、昌黎、抚宁、宁河、临榆等地人居多。冀东距离东北地区最近，又有北宁铁路横贯全区[17](P101)，对外交通运输十分便捷。河南省则以豫北铁路沿线的安阳、滑县、淇县、汲县、新乡等地为多[18](P50)。又如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之时，河南省的旱灾实为40年未有之奇荒[19](P136)，致使当地大量农民被迫到外地谋生。1921年春，豫北的汲县、新乡、滑县、浚县、沁阳等地民众约5000人首批迁往东三省[12](P93)。1929年5至9月，由河南省赈灾会在平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新乡、安阳等灾民招待处，由铁路陆续输送灾民43批，共计35004人前往东北垦殖[20]。1930年5月，“豫民又出关十万”，黑龙江省容纳六万人，吉林、辽宁两省各容纳两万人[21]。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村灾民的输送问题在赈灾事业中至关重要。但毋庸讳言，当时华北各地农村的难民贫困已极，已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承担旅途费用。针对华北赈灾移民中的这一难题，铁路运输部门对各省灾民给予了优惠政策[22](P102)。例如，1920年河南旱灾发生后，“河南省长张凤台，分饬旱灾最重之县，选定灾民二万六七千人，准二月六日由京汉路北上，恳请转电曹张两使，沿途派员照料一切”[23]；1927年4月，山东省灾民辗转至大连、长春等地后，或因廉价车次少，或因旅费告绝，无力再奔赴目的地。因此山东同乡会与铁路当局交涉，争取到了增挂四等车辆、孩童和老人免票、妇女半票等优惠措施[24]。1929年至1930年间，“所有河南难民之由陇海、平汉、北宁等路出关者，皆得免费乘车之待遇”[25](P338)。对华北各地的农村移民而言，近代铁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华北地区的农民并非尽数向东北地区移民[26](P327)，铁路交通便捷的周边邻省或资源禀赋较好的地方，通常会成为华北各地农民迁移时的首选。据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山东峄县中兴煤矿的工人中，除了煤矿附近的本地农民外，也有不少人是来自津浦铁路沿线的河北、安徽和江苏等地[27](P268)。但就华北各地农民的移民流向来说，大都是以各地灾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据1920年10月6日的《大公报》记载，当年河南灾民中“往山西者已数万人”，“入湖南、湖北者亦以万计”，至于东向入南京者也络绎不绝，频频见诸当地报端。1930年代中期，东西贯穿河南省的陇海铁路通行之后，甚至“一向以灾荒著称的陕西”也“变成河南灾民的避难之地”[28](P153)。诚然，交通运输条件仅是华北地区农村移民时的重要考量之一。1934年时人在对河南农村调查时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县(豫北地区的辉县，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笔者注)及邻县往山西去的人很多，二区约有40-50户，民(国)十五年时本村亦去了两家。到了山西，他们或是当雇农，或是做佃户，做了几年也有买地自种的。山西的地价、粮价都比辉县贱，可是工资都比辉县高，这是好些贫农往那里跑的原因。……本地(辉县)去山西种田的不算多，顶多是在滑县，因滑县人多地少，一个长工只可得十元，所以都往外面跑，长垣、封邱、阳武、延津诸县，为黄河古道所经之地，多沙土，产量微薄，所以往山西去的亦很多。去山西的人，大概为雇农者八成，租地种者二成。近年来河南农村中贫困的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者一天天增加。”[29](P92-93) 由此可见，在华北地区农民离村的去向选择中，交通便捷、社会秩序稳定、经济条件优越的地方往往会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河南作为华北地区地域文化较为典型的省份，其农村移民的情况对华北农村移民问题而言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20世纪前半期，由于天灾频仍、战乱迭起、社会失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华北农村经济发展带给农户的些许生产性积累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可能。在如此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华北农村的经济发展经常遭受结构性危机的冲击与破坏。因此，当时华北农民时常面临着是否移民与移向何处的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