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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农村移民与铁路沿线城镇化的发展 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网络初成后，其大规模、全天候、跨地域等独特交通优势得以彰显，不仅很快打破了华北地区一直相对闭塞的状态，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华北地区铁路沿线农村人口流动的进程。在此社会背景下，华北各省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甚至是偏远山区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者也日渐增多。据有关地方史志资料记载，河南北部的林县“旧志云山民生长深谷，气性纯朴，目不观奇技淫巧，匠工颇拙，亦无他端杂艺。近则工界颇见发达，北方各省铁路、汽车路、矿业及其他建筑，到处皆有林(县)工(人)，而木石泥水匠居多，且有以精巧著者，其从事各种制造工厂亦渐有人”[30](P564)。这些现象应该说明，近代铁路通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民“安土重迁”的习俗。 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为华北农村移民提供了更多交通线路的选择，同时也使当地农村进行中长距离或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由此可见，近代铁路通行对沿线地区农村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使遭受天灾人祸或经济破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或选择离开原居住地到资源禀赋较好的外地农村谋生，或进入交通便捷的城镇开始自己的新职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离村进城谋生的农民大都无一技之长，往往在城镇从事人力车夫、搬运工、清洁工等底层体力劳动职业，华北农村的大多数移民都是这样融入城镇生活的。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证明，铁路沿线地区农民向交通便捷的城镇迁移与集中，是近代华北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一般说来，一个区域工业化的高涨时期，往往也是其移民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之时。华北地区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过程[31](P26)。 近代铁路通行后，华北铁路沿线的现代煤矿业得到迅猛发展，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清末民初，河南省的城镇数量不多，规模也较小，绝大部分是万人以下的小城镇[32](P65)。但随着现代工业、矿业的发展与兴盛，外地移民到以上工厂或矿区生活、谋生的随之增加。例如，1920年前后，仅豫北地区的焦作煤矿就有工人20200人，其中福公司9000人、中原公司1120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淮河之南及沁河流域，以地方之殷富，以出外之发达，及焦作、王封等处煤矿招工之多，人民乐业，盗贼绝迹”[2](P48)。另据1933年12月的统计，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公司)的煤矿工人总数为10283人，此外该煤矿尚有童工800余人[33](P202)。鉴于焦作社会经济和城镇居住人口的迅速增长，清政府遂在1910年正式设置焦作镇。1925年，焦作镇的人口总量已达11962人，同年焦作镇改建制为焦作市[34](P134)。1931年，焦作市的人口总量已达13623人，其中城市人口为11862人，农业人口为1761人[35](P538)。在近代铁路通行的带动之下，地处华北内陆地区的焦作市迅速向资源型城市转型，很快发展成为河南省西北部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由于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会，使郑州(当时名称多次变更，统称郑州)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型城市，郑州的移民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据相关研究对郑州人口的统计，1912年总人口数为153483人，1916年总人口数为212912人(其中市区人口为77339人)，1934年总人口数增至329635人(其中市区人口为124377人)[36](P32)。1907年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全线通车后，石家庄(正太、京汉路的交汇点)由一个532人的小村庄，快速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1925年6月，北京政府公布了《直隶省属各地实行市自治日期及区域令》，石家庄市成为直隶省的一个地区中心城市。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33年石家庄市区的人口已达63000人[37](P99)。 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改善了华北地区农村相对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时也使当地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一定冲击，并使华北各地农村外出务工者日渐增多。但是，虽说华北农村移民至外地谋生较以往更为容易，但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当地由血缘、地缘、业缘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且大多数人对家乡以外的生活环境感到陌生，当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与职业时仍会心生恐惧。所以，当时华北地区各省农民在移民过程中对迁入地和从事的职业均有一定规律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和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华北地区农村的永久性移民并未在短期内大量发生。因此，近代华北地区没有出现大规模城镇化的社会现象。 人口迁移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相互关联的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要对人口迁移问题进行考察，必须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各种因素，如为什么会出现人口迁移？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因是什么？西方学者在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1889年，英国学者雷文斯坦提出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成为国内外学界解释人口迁移原因的理论之一。该“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往往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即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是原居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晚清以来，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农民开始向东北地区移民谋生，尽管受传统观念或社会习俗的影响，这些移民绝大多数还都是如候鸟般地定期往返，但是最后选择留在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仍然数量可观。久而久之，华北各地农村的第一代移民便在迁入地区落地生根。由于近代华北各地农村举族外迁的情况较为少见，华北地区各省农村的第一代外迁移民在迁入地的成功，不仅为华北农村的后续移民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及可以模仿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续移民的风险成本，最终形成了一种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的乘数效应[38](P63)。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在华北形成了以铁路、轮船和公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尽管新式交通在华北地区的辐射能力还不够理想，远远没有达到辐射至每个村落的程度，但是新式交通运输体系的有效运行，仍使华北各地农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地铁路沿线城乡间人口迁移的活跃即为显著现象之一。这主要是因为铁路的通行不仅使当地农民的离村逃难或进城谋生过程更简便易行，也让移民在路途上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明显减少。因此，近代铁路在移民或赈灾时的巨大优势渐被国人认识，它除了将其沿途地区的居民便捷地运往外地谋生外，还成为绝大多数移民在外漂泊之后顺利返乡的一条重要通道。 近代铁路的通行，使华北地区铁路沿线的城镇兴起了一批现代型的经济部门，即新式的煤矿业、纺织业、搬运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或从业技术的要求却不高。因此，很多华北农民选择向这些城镇移民，遂在交通沿线城镇出现了人口聚集的现象。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的通行，不仅使铁路沿线城镇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同时也使其人口构成发展为以工人、商人、职员、学生等为主的城市人口结构。诚然，近代华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非由单一因素推动而成，而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近代铁路的通行却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催化作用。 综上所述，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为华北农村移民提供了更多交通线路的选择，同时也使之进行长距离或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便捷之地城镇的人口积聚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铁路通行对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遭受严重天灾人祸或经济破产的一部分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移民路径与谋生之所，其中大规模的省际移民开始带有较强的永久移民的特征。由此可见，近代华北地区农村移民现象的广泛发生，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的困境所致，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积极响应；而交通方式和管理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则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调整与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或牵引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