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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俄国共产党党纲》六版中译本的经过并试论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下） 12月26日，我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上网查询，发现敲击“中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无论在近代史、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图书总库，还是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书目库中，都没有任何记载，而在北图书目库中，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出现以下内容： 1、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人民出版社 1922 2、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长江书店 _ 在第二条的最后，没有出版时间，只有一个短的下划线。我对照一九二七年三月印刷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看到这一版的最后写着： 印刷者 竞新印刷所 总发行所 长江书店 分发行所 长沙真理图书馆 广东国光书店 分售处 全国各大书局 可见“长江书店”就是1927年3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的单位，而且此书是可以公开在全国各大书局出售的。 12月27日，我向谢荫明请教，他告诉我从俄文本和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虽然也是十五条，但总共只有三页纸，约1000来字，相比之下，《俄国共产党党纲》四十页的内容就丰富厚重得多了。而且从二大到五大，《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版本也只是在有关资料的合订本中发现，却没有公开印刷过单行本。 同一天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报，民国史研究室负责《中国报刊史》编辑的杨光辉副研究员在图书阅览室翻阅我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复印回来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时，看到了1922年1月初版封皮上刻着“曾净吾印”4个字的图章印记，他告诉我，他知道“曾净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党员，可以在广东建党时期的材料中寻找这个同志的线索；另外杨光辉清楚地记得，以前他查阅报纸时曾看到过1925年的广东报纸上有再版《俄国共产党党纲》的文字记载，我非常高兴，这真是又一个大好消息，现在1925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四版也有了线索，那么寻找第二版、第三版也就有了希望，今后应该更努力寻找1923、1924、1925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二、三、四版这三种版本的情况；而且杨光辉还说，由于1925和1926年中国国民党曾先后两批选送了240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推测这本珍藏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带到苏联去的。杨光辉建议我找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教师寻找查阅过《广东群报》的同志。下午回到办公室，我就开始打电话到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通过办公室找到邱捷教授时，他告诉我，可以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黄修荣主任联系，看是否有新的线索，并推荐了80多岁的通过广东早期报纸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坚教授，李坚教授告诉我，他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但是他对我父亲的名字很熟悉、印象很深，原来李坚教授是父亲1935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时的生前好友盛成教授的学生，我从他那里终于得知《广东群报》原来在北京就有存本，而广东中山大学、省党史办、省档案馆等单位如今只存有缩微胶卷。 2001年12月28日，我在机关门口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向他谈起最近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新发现，并告诉他至今我还没有找到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复印件（后来才知道实际是1922年的版本），他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李长莉主任明年初要到法国作访问学者，可以请她帮忙，经与李长莉联系，她说2002年2、3月之间她肯定要到里昂市立图书馆去，她答应帮助我，我非常高兴，相信找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1926年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这天我与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联系，感谢国家图书馆对我的支持，并汇报了我对《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任馆长称赞我的发现“很有文献价值”，我备受鼓舞，更坚定了继续深入钻研的决心。晚上我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办公室高颖的帮助下，兴奋地看到谢荫明为我找到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的俄文译稿（注7）和英文译稿（注8），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内容果然非常简略，虽说是一共十五条，但两份材料都不约而同地缺少第十一条，估计是当时遗漏了，实际应该说是共十四条内容。这两份译稿均收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中，都是仅仅三页纸。从这两份材料的注释中，我得知了一大党纲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的确切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