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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我惊喜地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0日发给我的E-mail，把该馆珍藏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版权页传给了我，封面左上方有一枚圆形的兰色图章，经辨认是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在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一个“党”字左侧，也有一个钢笔字体的签名，象是一个姓氏。我给溥力主任回信，告诉他我为了寻找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版本情况的艰辛历程，我曾经找过外交部欧洲司法国处，也曾与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代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以及一些法籍华人联系过，都没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联系上，经过多年的寻觅之后这次终于如愿以偿，真是太兴奋了。我随即与周永珍联系，才知道1996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曾有两位同志赴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带回一本该馆1921-1949年的中文书目，约有一寸多厚，是由两位台湾留学法国的青年学生六十年代整理的。1997年周永珍在翻阅时偶然发现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记载，就及时转告了我，估计是整理书目中出现了误差。同时她告诉我，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建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建校，当时北京中法大学曾源源不断地把国内的图书资料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22年6月正好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在法国组建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22年底李维汉回国，1923年才通知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将少年中国共产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这本书肯定是中国学生用的，书上的签名可对照用汉字、法文和当时的汉语拼音整理的同学录名册查出该学生的名字。而据我分析推测，由于这本书上有持有人的签名，不可能一开始就珍藏在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很有可能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直接从国内带到法国的，可见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对远涉重洋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确立共产主义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 3月24日，我收到从北京商务印书馆人事处宋丽荣那里查找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馆史研究的钱普齐同志的来信，谈到没有钱志喜的线索，我随即又找到北京102岁的商务印书馆的老人戴孝侯老先生的亲属，确定上海商务印书馆确实有过钱志喜这个人。3月26日，我又打电话给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的陆米强，请帮助查找捐赠《俄国共产党党纲》的钱志喜的下落和身份。 3月27日下午，我再次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联系，得知该馆保存的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1922年的版本，但是持有者的名字不同，都是从广州古籍书店购入的，我告诉她第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封皮上的印章是“水竹之印”，请她帮助查找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没有此名的线索。 3月28日，我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张建伟的电话，说保管部陆米强主任让他转告我，已查清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钱志喜捐赠的。该馆另外还保存有一本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者是一个叫张人亚的上海金银业党的早期负责人，30年代就失踪了，是张人亚的父亲捐赠的，详情让我再向陆米强了解。我立即拨通了陆米强的电话，才惊喜地获悉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竟然保存有1922年和1926年两个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钱志喜曾捐赠过的是其他资料。1926年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人叫张人亚，又名张静泉，1922年是上海党组织的成员之一，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30年代在赴革命根据地的途中半路失踪，我估计是早已遇害了。其父亲在宁波将儿子遗留下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藏在山洞里，才完整地保存到解放以后，大约在1959年由张静泉的兄弟张静茂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直到4月12日我才弄明白，原来该馆保存的1922年的那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国家一级文物，而1926年的这本是国家三级文物。看来，每一条线索都需要我们不厌其烦地下苦功夫一追到底，而这每一本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保存至今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都有着一段生动曲折、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3月29日，我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3日的E-mail,信中说： “至于 《 俄国共产党党纲 》封面上的钢笔签名 'Sia' 三个拉丁字母, 我估计很可能是前拥有这一册的人名. 当时中国留学生常将‘Sia' 作为‘夏'字的拼音. 这一本书是从前里昂中法大学传过来的 ; (里昂中法大学图书资料室的整个中外文藏书70年代搬过来我们馆的.) 所以, 想这本书的前拥有者应该是姓夏的中法大学学生之一 . 当时姓夏的学生有4位 : 夏亢农, 夏敬隆,夏晋熊,夏隆台. 这种的一本书肯定不是中法大学买的, 我认为是姓夏的一位中国学生离开学校时期就把它送给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或一个同学. 那么, 封面上左边的印章是中法大学图书馆的. 中间这个字表示 “ 里大 “(里昂中法大学). “ 溥力主任的回信与我的推断不谋而合，法国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北京中法大学直接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而是中国留学生远涉重洋带到法国的。 我立即打电话请教一直从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周永珍同志，她立刻翻出资料，告诉我这四个姓“夏”的留学生的情况：夏亢农,1921年赴法；夏敬隆,1922年7月赴法；夏晋熊,1931年赴法，获博士学位；夏隆台，1935-1937年赴法，回国后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中. 而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因此四个人中极有可能是夏敬隆带去的，相信今后会有更确切的史料发现。 4月9日，我见到近代史所杨光辉副研究员，他提醒我应该拓宽思路，无论是“姓”还是“名”，只要是名字中有“夏”字的都应去寻找，使我茅塞顿开。 4月26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陆米强主任把该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封底复印件寄给我，使我的收藏更趋完善。 4月30日，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回到国内，给我带回了珍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全本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复印件，以及1923年辑录了1920年3月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先父撰写的《俄国诗豪普希硁传》的《新文化史料》等珍贵材料，我仿佛看到游离海外八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连法国的资料也千里迢迢寻找到了，令我激动不已，经过多年来的苦苦寻觅，我手中保存的这些资料是经过多少好心人的帮助才能得到的啊！ 这样我从世界各地找到的1922年1月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系列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年初版中译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找到的或有文字记载的就有7本，这就是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分别各有一本，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两本。而1926年6月的第五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各保存有一本。1927年3月的第六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档案馆各保存有一本。据此统计，目前我所知道的从1922年1月至1927年3月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系列的先父以“希曼”笔名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六个版本中，在全世界发现已经有11本存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相信肯定还会有更多新的版本发现。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国际互联网上我还看到，据广东新会市的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广东新会的早期共产党人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中，就赫然写着《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的名字，文章中说“1922年初，由陈日光倡议，新会协作主义同志研究会在会城象山脚绿云洞正式成立。会长陈日光，会员37人。研究会成立后，围绕着发展协作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等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研究会设立通信图书馆，收集进步书刊陈列其中。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共产党礼拜六》、《共产党月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广泛借售给会员和群众阅读研究。通信图书馆也因此成为新会历史上最早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可见《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的历史作用。 另外我从网络和《中国共产党大典》（上卷）中又查到，所谓“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实际地址是办在上海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现在的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主要负责人是李达，确实是为了迷惑敌人而与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协商好，才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而当时的广东正处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代，反动势力想查封《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网上的介绍说：这些出版物都是早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较恶劣，这些读物不便在上海公开出版和发行。为了避免敌人注意，经中央局和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研究，决定在广州设立广州人民出版社，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其它读物，封面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发行地点也印上“广州昌兴街２６号”的字样，以掩敌人耳目。事实真相可以明白无误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