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12月30日，我的好友葛纪娥向我推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高放教授，因为高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经人大党史系彦奇教授的帮助，我与高放教授取得了联系，果然素有研究、不同凡响，他告诉我，俄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党纲，分别是1903、1919和1961年通过的，我就提出既然《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19年才通过的，为什么我父亲在简历中说是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呢？2002年1月4日高放教授经查阅资料后进一步告诉我，他认为我父亲张西曼自己撰写的简历中提到1918年开始着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是有道理和根据的，早在1903年《俄国共产党（原名社会民主党）党纲》就决定了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帝制，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的统治，已经实现了最低纲领，所以1917年4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就提出要重新决定新党纲，同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的七大通过重新拟订新党纲的决定，列宁在1918年就开始着手起草了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可参考《列宁全集》中文本27卷），并且在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八大上正式通过。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幼年时期，对党的纲领有研究的人很少，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还不知道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时尚不具备写出有份量和详尽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条件，只能“以俄为师”，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历史作用应运而生。 2001年12月31日，我收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寄来的一份重要党史资料，标题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研究员尤拉所说的时间“七月”只差一天，其内容如下： “（1）现在状况……… B.政治宣传………，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二种……… 列宁全书五种………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wisk（注9）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注10）” 2002年1月4日，我与黄修荣通电话感谢他给我寄来这份重要资料时，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27年的一大到五大期间，由于党是处于秘密状态下，肯定不能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党纲》，否则会对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带来不必要的打击。他的解答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弥补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缺憾，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战斗武器。当我亲眼看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后，原来产生的一些疑问和部分错误信息全都得到解答和纠正，这份报告使我确切了解了在1922年7月以前，中国共产党实际印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不是书目中介绍的52种，而是12种。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可以得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仅初版就印刷发行了3000份，加上其他五版发行的份数，我相信该书印刷发行的总数应该在数万本以上，直接受惠的革命青年不计其数，对最早一代共产党人起到深刻的启蒙作用，我相信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必会引起中共党史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