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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4日晚上7点多钟，当我在办公室基本完成了这篇稿子的全文时，再次拿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详细对照比较其内容有什么不同之点时，才发现我竟然忽略了在两篇译文的第六条中不约而同地有一句至为关键的话：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英文译稿）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俄文译稿） 一切答案尽在不言中，我认为，党的纲领就是党的主张，既然“党的主张”或“党的重要主张”都是”应保守秘密”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党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保守秘密”当然就根本不可能公开出版发行，因而更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连续六版印刷发行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重要意义。 2002年1月6日，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咨询部张清允的帮助下，得知该馆藏有1921年至1922年的《广东群报》；我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孙振清副馆长的帮助下，与中央档案馆保管部的贺德海主任取得联系，得知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再版本以及父亲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悼念李公朴的诗和怀念”四?八”烈士纪念册上的文章，真是太高兴了。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向广大读者汇报。 2002年1月22日，我与近代史所李长莉博士见了面，送给她两本《张西曼纪念文集》，其中一本托她带到法国赠给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请她帮助代查法国保存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等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资料。 1月23日我到近代史所还书时，偶然看到东方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所闻少华副编审所著的《陈公博传》，在该书47页上，记载了陈公博于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完成了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书中谈到陈公博在美国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因此我查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不是陈公博的”博士论文”、而是”硕士论文”的题目，终于找到了历史原貌，避免了误传。书中谈到在该篇论文的附录中，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六个文件的英文译本，特别是其中的四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等，上述文件长时期以来不被人们所知，直至1960年才被发掘出来，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2002年2月22日，受到办公室同事的启发，我开始查阅国际互联网，当我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惊喜地发现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1922年的重要文物中，有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该书刊登在网上的照片非常清晰，虽然已经陈旧不堪，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但封皮上从右及左横印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和竖排的两行字组成的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些字的字体分外鲜红，紧挨着“俄国共产党的”的“党”字右边有用英文写的“Wang”4个英文字母,估计是第一个持有者的姓氏，不知道是中共创始人中的“王烬美”还是“王荷波”，或者其他哪位姓“Wang”的同志，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另外我更高兴地从网上查到，在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也保存有一本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这本书的封面上，在“俄国共产党”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两行竖写的字中间，靠近左侧“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一边有一方端端正正的印章，但上面的篆字比较模糊，经过仔细辨认，看来象是“高林中印”四个字，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请教，还可以继续深入寻找“高林中”的进一步情况。 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启程赴法国里昂市访问，我已拜托她帮助我把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等资料全部复印回国，多年来寻找法国里昂市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3月4日，我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和保管部主任陆米强取得联系，陆米强告诉我，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该书是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钱志喜在五十年代捐赠的，但该同志估计如今已不在世，真是太遗憾了。 3月5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邢淑霞答复说，该馆没有人对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进行过研究。但是她爽快地答应我，尽快帮助复印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及有关出处给我寄来。 3月15日，我看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14日发给我的Emile，告知李长莉博士已经到了他们图书馆，说该馆保存有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感谢我赠给该馆的《张西曼纪念文集》是“很珍贵的”，但是看信时我忽略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出版时间，直到19日我才注意到，原来在该馆保存的竟然是“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就是“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初版本，而不是我从1997年以来一直认为该馆保存有的1926年的版本。 3月18日，我收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主任寄来该馆保存的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复印件，与互连网上的封面照片是同一本书，字体却清晰多了，可上面的印章并不是我猜想的”高林中印”四个字，该书的来源是“广东古籍书店购入”。我又打电话给邢淑霞主任时，惊喜地得知在该馆保存的并不是仅仅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而是有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我大喜过望，邢淑霞答应立即将两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全部复印寄给我。 3月20日，我请机关群言出版社刘亚华编辑帮助辨认印章，得知广东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的印章最后两个字是小篆体的“之印”两个字，又经书法家寒石老师指点，初步确认印章上前两个字是“水竹”，综合来看这枚印章上刻的是“水竹之印”四个字，我认为“水竹”这个名字恐怕不是持有者的真名，可能是字，也可能是号，更可能是书斋的名字，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