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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阵线格局而言,自曾国藩复出之后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他复出当年之秋,扎于扬州的江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摧毁后未再复建(其第一次被攻溃是在咸丰六年即1856年春),特别是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春夏之交,扎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城下的江南大营亦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本有此江南、北大营两相配合,清廷以之作为其军事要图,是想让湘军在上游地区承担艰危,而让其“经制兵”收取拿下太平天国都城之功。至江南大营此时彻底覆灭(它在咸丰六年夏也曾被攻破过一次而重建),使清廷靠其收功的企图落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不得不把全战线对湘军开放。同时,也不好再以不给曾国藩地方事权、让他军政分离来进行限制,终在这年四月间让其署理两江总督,六月间便告实授,并让他以钦差大臣统理相关数省军务。这是曾国藩个人政治生涯和湘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其个人权势得以显赫起来,湘系群体势力也由此很快走向峰巅。 曾国藩的走向疆吏之路可谓曲折。除前述署湖北巡抚未果之事外,咸丰九年(1859年)间,借有朝命让其带兵入川,胡林翼还曾为之着力谋取四川总督之职,结果也未如愿。唯恐其没有督符入川孤危致败,又只好设法争得免其入川而留下来合力“图皖”。总之,不给曾国藩督抚之权,仅让他带领湘军打仗,这是清廷多年间控制曾国藩和湘系的重要策略。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需要,又注定它不能不向曾国藩开放疆吏职权的闸门。当然,曾国藩获职江督后,还有一个为时多半年的困厄阶段,这主要倒不是由清朝内部的明争暗斗造成,而是由于其本人战略决策失误,又刚愎自用不听别人劝告,执意进驻皖南祁门而陷入“绝地”所致。有说他此间“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以至于长悬利剑于帐中准备随时自刎。不过,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四月间移出祁门后,其处境便随之大为改观。况且,一直有胡林翼的支撑、配合,胡在湖广,曾在两江,地域上连成一片,两人密切协同,对湘系势力来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局面。 以“以上制下”之势沿江推进是湘军最基本的战略方针。敌对双方在沿江特别着力争夺的几大据点,自上而下顺次是武汉、九江、安庆,再下就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了。曾反复易手的武汉,自从咸丰六年(1856年)间被胡林翼指挥夺取,太平天国方面就未能再夺回。九江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间被湘军攻下的,这主要也是由胡林翼指挥完成,当时曾国藩正借丁父忧弃军在籍。而太平天国方面丢失九江之后,安庆就成为其从上游屏蔽天京的主要据点。 出任两江总督后的曾国藩,特别是在他脱离祁门之困以后,最主要致力的,就是与胡林翼共同部署和指挥安庆战役。安庆,作为“金陵之门户”,不管是对于太平天国还是清方来说,其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604页。。其弟曾国荃,作为“出道”有年的湘军一大悍将,担任的是率部进围安庆的任务,其间尽管事变多有,但他坚持不摇不动。就此役部署的方略而言,湘军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围点(安庆)”之军便主要是曾国荃部,参战的清方其他各军,主要任务则是外围“打援”,即对付前来援应的各路太平军,使之无法破解安庆之围和有效地援助城内太平军。“打援”的战事自亦艰危异常,但最终收取头功的自然还是“围点”部队。当然,“围点”与“打援”不会是绝对分割的,譬如曾国荃部湘军,在就近打援的战事中也不失为中坚。 安庆战役是与所谓太平军的“二次西征”密切牵连的。其“二次西征”在咸丰十年(1860年)秋至次年夏间,主要由陈玉成、李秀成率部进行,旨在“合取湖北”而牵动湘军以兼解安庆之围。由于太平天国方面对这次行动实施上的失误,此事流于无果。而湘军方面,曾国藩离开祁门后指挥安庆战役有了得力条件,胡林翼也早有相关军事部署。双方决战期的一系列战事可谓酷烈异常,及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曾国荃军破城而入,最终取胜。此役估计太平天国军民共死三万余人,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安庆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直接暴露在湘军的攻势之下。尽管也时有局部的战事胜利和战局转机,但太平天国方面越来越被动和艰难的总体战局态势难以逆转。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天王洪秀全末路“归天”,他十五岁的儿子洪天贵福以幼天王继位。此际湘军对其都城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围攻阶段,太平天国方面已无力回天。六月十六日(7月19日),都城被攻破。太平天国写完了它十四年多的历史,至此画下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湘军在城中烧杀抢掠之惨,令人发指。多少天后,城中还是“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同上书,375页。。大火连绵不息,竟至旬日。暴屠天京,可谓湘军特别是曾部湘军战史上的一次总结性的“杰作”。此役的前敌“首席”指挥官乃曾国荃,而其军的总帅则是曾国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