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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曾国藩一生,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其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 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他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表现,既反映在思想上,又体现于行事上。以上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中,是以他的军政履历为主线(这由其人的身份决定),兼涉其他,当然难能面面俱到(譬如“家事”方面就较少涉及),而在本书后面所附的“年谱简编”中会有相应弥补,而选文上则更会顾及全面。 曾国藩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公牍、私函、日记、诗文等各类文献,具有结集的良好资料条件。就其综合性的集子并皆名《曾文正公全集》者而言,以同(治)末光(绪)初长沙传忠书局刊本最为原始和著名,其后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鸿文书局、鸿宝书局分别石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中华图书馆铅印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学整理社、上海新文化社、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不止一种的铅印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成都中国古书流通社的铅印本等参见姚佐绶、周新民、岳小玉合编《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中相关条目。所注录的这些版本中,笔者并未全见。,所辑篇章和所分卷数多有不同。1970年,有台湾文海出版社以传忠书局木刻初版本为主体(另采补了其他版本的“大事记”及“荣哀录”等)据曾昭六《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前言》,载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曾集”首册前置页中。曾昭六系曾国藩的曾侄孙(曾国荃的曾孙),所作《曾文正公全集编刊考略》(置于该影印本“曾集”的最末),介绍了《曾文正公全集》纂辑、刊印的缘起和过程,并纠正了后世关于其版本注记之误(如“金陵书局刻本”、“江宁书局刻本”、“江宁传忠书局刻本”等),肯定实为长沙传忠书局刻本,后长沙思贤堂续有刷印。的影印本问世,作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一辑。该书可谓基本上是“旧版新出”,大大扩展了原传忠书局本的传播和利用。再后,大陆则有名为《曾国藩全集》的新编本问世。到目前为止,收录最全、文献分类最为合理、编校也最为精良者,自是岳麓书社2011年版凡31册1 4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修订本)》。此前,该社于1985—1994年陆续出全了凡30册的同名之书,当时已属空前的相对完备之本。而新版修订本又进一步增收佚文,改正所见初版本中的差错,考订了若干作品的写作时间,使内容进一步丰富,质量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岳麓本”所取工作底本,诸多系馆藏档件,这不是通常情况下谁人都能够阅及的。 鉴此,窃以为本“文编”的操作,如若不取新近的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就难有统一的工作底本,不但选文资源要大受局限,而且会造成多本杂凑,甚至连文题都难统一(譬如书信,旧本题中的致信对象是用官称、敬称之类,新本中则直出其姓名)的问题。故而,本“文编”是直接自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修订本)》中选文(只有一篇该书未载,是编者从他书中发现并认为可信者)。所选之文版面总字数40余万(本“文编”设计50万的版面字数中,包括《目录》、《导言》、《曾国藩年谱简编》计近4万字),约占原书总字数的3%。编排上,则不按文献类别,而是依作者履历的时段分为甲、乙、丙、丁、戊“编”,甲编为其科举和京官时段,乙编为其编练、统带湘军而尚未充任疆吏时段,丙编为其自出任疆吏至镇压下太平天国时段,丁编为其“裁湘留淮”实施和挂帅“平捻无功”时段,戊编为其移督直隶和回任两江时段。本《导言》中前边一至五部分的介绍文字,便基本是分别对应于这五个时段的。 本书每编当中各件亦按时序排列,这样更便于显示内容上的可能联系。不明月份之件置于该年之末,不明日期之件置于该月之末。篇题是依岳麓本者,唯日记系“某年某月某日日记”形式的新加拟题(日期连续的以一个篇题分日标出;一个时段内较为集中选录的统于该时段“日记选”一个篇题之下)。有的文献从初写到完成有一个时间过程,本书中所标原则上取其写定、改定时间。书信一般为其写成发送时间,奏章则为出奏时间(个别例外者予以注明)。 有的信件和文章末尾所具“国藩顿首”、“涤生手草”之类的下款字样删去。 岳麓本奏折后或有的朱批文字不录,家书和书信文前原编者所加的提要文字亦予删除。原注则只选留需要者(个别注文或有删减),属本书编者的新加之注,注文后加“——本书编者注”字样以示区分。岳麓本中的原有编校字符,皆照样保留,据其说明,对原件“凡遇倒讹衍脱之处一仍其旧,而于其后加方括号[]标出正字或作简单说明。原稿缺字用△表示,漫漶难以辨识之字用□表示,补字以尖括号〈〉标识”。原文中所夹较小字号的说明性、记注性文字,亦照样保留。本书编校中遇有疑问字词,凡属“传忠书局本”中有同一篇文者,便主要以之参校,该书中无者则另参他件,有异者以“XX本中为X”的形式注出。篇文作有删节者注明。对原分段、标点或有改动(所改涉奏稿、文章者稍多,他类较少),则不出注。需要说明,就单篇文字而言,在无碍基本文义的前提下,有些地方怎样分段和标点,并无绝对性、唯一性,而是相对的、可选的(不同分法、点法或皆可)。不过,就全书而言,就有一个需要尽量把握统一原则的问题。本书在分段和标点上所作改动,除有的系纠正疑似错误或窃觉“更妥”者之外,更多即属按“统一”原则所需的操作。譬如奏折中所转录上谕文字,岳麓版书中或用“缩格独段”、不加引号的形式(前边多此),或用通常段落格式而以引号标出的形式(后边多此),本书中则统一于后者。还有涉及“统一原则”的其他事项,不再一一列举。若因改动造成错讹,当然要由本书编选者负责。 最后特别道明,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修订本)》的问世,给本书编选提供了极大便利,此选本中自包含了原书编者的诸多辛劳和智慧,在此,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 董丛林2013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