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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国藩理丧完毕在家“守制”,不久就接到了让他赴省城出办“团练”的谕旨。当时在太平天国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清廷正实施让相关省份兴办团练以配合防御的决策,在籍较高级别的卸任官员,往往被选充此等职事。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员,他却借此走上了“移花接木”的练兵之路。当然,所练是不同于当时国家“经制兵”(“八旗”及“绿营”)的湖南“勇营”,也就是通常所谓“湘军”的滥觞。 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有独特的原则、方法。譬如对官弁和兵勇,有着特定的要求条件。对军官,所持条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为根本的是要有“忠义血性”。在曾国藩看来,有了“忠义血性”,那四点也就有随之而具的可能,若无“忠义血性”,其余的则一概谈不上。那么,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员何处寻觅?曾国藩认定,本省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中就是富源。其实,在他出山就武以前,乡人中已不乏书生充当“武将”的先例,像更先出领团练的王錱、罗泽南等人即是。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曾国藩更看到书生为将的现实可能性,相信让有“忠义血性”的士人来领兵,比那些出身旧行伍、平日骄悍而临阵怯懦的“经制军”官弁要强百倍。那么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条件也很特别,就是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而对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员概不收用。为了便于募集这种理想的兵员,他指示募兵地点要特别注重于偏僻山区,而尽量避开交通便利的市镇和水乡。所谓“选士人,领山农”,成为湘军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体现着曾国藩此番练兵所谓“扫除陈迹,别开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并且,从官到兵逐层私人选置,形成“兵为将有”、层层“私属”的关系,这也是与国家“经制兵”的重大区别。还有,其军费、军饷方面,也不同于官军的完全由国家拨发,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筹,这是与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面。从军种上说,湘军不但练有陆师,而且还练有水师,水陆配合,也是湘军的一大特征。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人力、经费等练兵本身方面外,本省官场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些官员看不上曾国藩当时那种特立独行的派头,故意与他为难。而曾国藩对湖南绿营兵的松懈、腐败气习则很不满,想借机能对其有所矫正。他着力笼络利用一个叫塔齐布(满洲旗人)的原绿营军官,这个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寻常,他想树之为榜样扩大影响。再者,是让绿营参加他勇营的集训。可绿营兵受不了这个约束,更要紧的是绿营军官不容他插手其军越俎代庖,遂与之公开交恶,并放纵乃至教唆部下发难。咸丰三年(1853年)秋季的一天,绿营兵竟成群结队、明火执仗地寻杀塔齐布,未果之下,又气势汹汹地闯到曾国藩公馆闹事。而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则装聋作哑,即使曾国藩告明后也并不认真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为“退避”计,离开省城长沙而移驻衡州,水师便主要是于此编练。尽管困难重重,但曾国藩发奋而为,终有所成。 至咸丰四年(1854年)春间,所练湘军正式所谓“建旗东征”,投赴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这时其军规模,陆师十营,水师十营,连上随军夫役,共有一万七千余人。出征之时,曾国藩发布题曰《讨粤匪檄》的文告。其内容很有特色,基调不在于声讨“粤匪”反清作乱(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而最主要是从“卫道”的角度立论。除了污蔑太平军如何残暴外,特别强调的是它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说这不仅是“大清之变”,更是“名教之奇变”。显然是要最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特别是号召“读书人”起而投身镇压“粤匪”的行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