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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曾国藩本人到清朝整个阵营,对镇压下太平天国当然都感到是天大好事,但高兴之外,也不免都有基于自身安危祸福的忧虑。对于曾国藩来说,最大的忧虑就是怕因“功高震主”,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他不敢有居功自傲的气态,而努力表现“自抑”。其人这种“盈满为患”的心理,并不是到此时才萌发,而是根基早有。当年在京的时候,他就曾以“求阙斋”名其书舍。从事军政之后,更是惕励有加。诚然,在受抑制、少权势的时候,他曾倍感苦恼,也设法争竞,但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数省军务之后,又有“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715页。的感慨!这绝非虚矫作态,而是他盈满为惧心理的真实反映。所谓“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同上书,日记之二,227页。云云,为其肺腑之言。他不止一次地上奏“辞谢大权”,特别是对“节制四省”的权柄辞意尤切。他不但自己奏请削权,而且还为乃弟曾国荃辞谢过浙江巡抚之职。清廷允准与否另当别论,但其主动请辞是实在的。 曾氏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廷对有关“功臣”们当然要进行奖赏,曾氏兄弟也自然会在最显之列,特别是曾国藩封侯对汉家大臣来说已属罕有。不过,有人认为这仅是表面文章,实际对曾氏兄弟是“大功不赏”。无论如何,曾国藩还是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清廷表示千恩万谢,颂扬备至。似乎君臣关系亲密无间,实际上清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制有增无减,甚至以隐含杀机的言词对曾氏兄弟进行警告。何况,拿下天京之后,现实的种种变端不断增加着对曾国藩的刺激。譬如,关于幼天王的下落和原太平天国都城中财货真相问题,就不失为两大要端。 幼天王从天京逃出是既定事实,但曾国藩起初向朝廷的奏报中,说其人在宫殿举火自焚,随后即使知道了实情仍不情愿道明,态度暧昧。不要说这引起外间怀疑,人言籍籍,即使湘系要员左宗棠,也不给曾国藩稍留情面,上奏中直揭实底,并强调余留的太平军尚有十万多,其“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难免刺痛清廷,上谕中明言指责曾国藩所奏失实。由此,引发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再度交恶。至于太平天国都城里的财物,虽然不会像传说的那样“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但为湘军抢掠私获之巨实堪惊人。为此,曾国藩虽千方百计地加以弥缝、掩饰,但终究哄骗不了舆论,朝廷自然也会怀疑,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特别严厉地公开追逼而已。即使所谓“追抄之谣”,也足以让曾国藩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平时就常怀忧危保泰之心的他,岂能不变本加厉。总之,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喜外有忧,喜外有惧,绝非庸人自扰。他对乃弟曾国荃难掩居功而骄甚至不无嫌怨朝廷的表现,十分担心,忧灼地予以训诫,认为其开缺回籍是当下最妥选择,说是“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二,329页。。 曾国藩为释朝廷疑忌,遂有“裁湘留淮”的举措。攻下太平天国都城的当年九月初,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蚤(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同上书,书信之七,152页。“裁湘留淮”决策的实施,可谓雷厉风行,并且是忍痛割爱地从曾家的嫡系部队“下刀”。由曾国荃直接统带攻取天京的那大约五万人的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分批裁撤殆尽,此外还裁掉湘军的其他若干营头,所剩湘军多已不直属曾国藩统辖、指挥。从湘军的总体情况看,无疑是较前大大削弱了。而李鸿章的淮军,则“仅裁撤老弱数千,其各营劲旅尚存五万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一册,11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基干得以保留下来,并且随后又得进一步扩充。 此番兵力上的消长变化,对于曾湘、李淮的前途至关紧要,可以说有着一失百失、一得百得的影响作用。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关乎清方镇压捻军的兵力构成格局。要说,清廷本来是把“平捻”的希望寄托在蒙古王爷僧格林沁身上,欲借以显示满蒙贵族的威重。不料僧格林沁在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毙命于山东战场,清廷只好改图变计,让曾国藩继任统帅镇压捻军。而这时的曾国藩,尚未从释兵避祸、自抑保身的焦虑中缓过劲来,又因朝中发生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的政争风波,并且有关奏疏中有牵连他的词语,更感忧惧非常。此时,他对于挂帅平捻,只是迫不得已勉强应命而已。特别是经“裁湘留淮”,他统带镇压捻军的部队主力上已是淮军。淮军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曾国藩难以节制自如,这当是导致他“平捻无功”而最后不得不向李鸿章移交帅符的最主要因素。 就军事本身而言,捻军的特点与太平军有很大不同,譬如它有骑兵发挥重要作用,转移迅速,“飘忽不定”。对此,曾国藩则有的放矢地采取“以静制动”、“动静结合”的方略: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河南周口、山东济宁为“四镇”分驻重兵,在一个颇为广阔的地域内对捻军形成相对固定的围势,不像僧格林沁那样被动地一味疲惫追击。但又不是完全“守株待兔”,而另设游击之师,有目标地追踪和牵制敌人。并且,其部署也非一成不变,而随时有所调整。应该说,其大旨上不为不妥。而到后来改由李鸿章挂帅,在基本战略方针上也实无大变,而终得奏功,这除了李鸿章的坚持不懈之外,部属比较听命、指挥相对得心应手当为重要原因。 曾、李易帅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冬间。易帅事局,进而牵连使得曾湘、李淮的地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曾国藩在卸去帅印之后还保留两江总督的要职,但毕竟他被证明“平捻无功”。而易帅李鸿章之事本身,就显示其人在这方面比曾氏“中用”。李鸿章则因势利导,乘机进一步扩充淮军,在兵事上也放开阵势,锋芒毕露,因此被心态迥异的曾国藩视为大忌,有李“近颇傲,殊非吉兆”、“必不能制贼”《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408页。之言。曾国藩在“谨守”心理支配下的这种担心,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从基本情况看,正是因为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放手放胆,“坚定不摇”,才顶过偌多挫折磨难,最后收平捻“头功”。镇压捻军的事局,对曾湘、李淮来说,可谓其主观能动因素和客观实力水平的综合检测器,显示李淮方面“优胜”成为既定的客观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