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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及至同治七年(1868年)秋间,曾国藩接到移调他为直隶总督的朝命。要说直隶拱卫京师,在天子脚下,安危与皇家息息相关,政治地理位置特别重要,自为朝廷格外重视,受命做该省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岂不会觉得荣幸?其实不然。到此时他任两江总督算来已有七八年之久,两江既是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最终收功之地,又是他长期营造的个人势力根基深厚之区,在这里的军政事务自能相对顺手。清廷从该区把他调开,是否有防范他尾大不掉之患的意图?反正曾国藩是处在这样的疑虑之中。他以善后交接为由,迟延至冬间才动身北上,先到京城觐见朝廷,并在那里度岁过年,起码在表面上受到了朝廷的极高礼遇。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下旬,他离京赴直隶省城保定,到后与署理总督的官文交接完毕,正式开始履行他直隶总督的职责。 曾国藩对直隶“吏治风俗”的印象非常之差,感到政务棘手,但还是尽力整饬,力争改善,特别是抓了“练兵”、“饬吏”再加“河工”三大政。练兵自然是重中之重。曾国藩在京接受召见中,觉察到太后对此事尤其牵肠挂肚,反复叮嘱,他当然得听命。就“绥靖”直隶地方而言,自然也须强军。他除了建议把当时在山东驻防的淮军刘铭传部调来以外,又筹划在该省前有“练军”(从绿营兵中抽调精壮仿湘淮军之制编练的营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练,使军队达到二万人的规模。但事实上,并未能善终其事。在“饬吏”即整顿吏治方面,他针对贪官污吏虐民,致使民间冤狱、积狱太多的情况,拟用“刚猛”手段整治。如一次就参劾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与此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曾国藩力倡勤政,大力扭转以往官员疲沓散漫的弊习,在多半年的时间里,全省共审结注销旧案一万二千多起,新案二万八千多起,在清理积压讼事方面取得可观成绩。当然,吏治毕竟受大环境的制约,他终归也无法使之脱胎换骨。当时直隶的河患也相当严重,尤其是永定河。曾国藩用心调研,着力治理,但一则此系繁难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奏功,再则用度浩繁,财力不支,到头来治理虽不无局部成效,但终归难有大改善。 除上述事项外,曾国藩对文教之事也颇关心。到任伊始,就很关注书院情况。特别是坐落于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属本省书院中的最高级别者,具有“龙头”地位,自也是他最为看重并最方便督查的院所。他亲自督课,调换山长,着力要通过改善书院教育,一矫他心目中直隶近年“学风朴陋”之弊,进而带动一省风气改良。除了整饬书院外,他还特设“礼贤馆”,集合各州县遴选的“才德之士”,考察择用。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也可见其借以激励和搜罗人才、改良风习之用心,与对书院的整饬相辅相成。在督学聚材的过程中,曾国藩有《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之文的出台。这可视为指导直隶文教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其主旨在于分析燕赵之区文化传统特点,教以现实的为学途径和方针,以士风来影响人才和社会风气的转移。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间,还遭遇一件关涉外交的大事,即“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一带盛传法国在天津所设的天主教堂,主使用“迷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并有种种让人信实的诱因,闹得人心惶惶。民间高度防备,并且不止一次地逮获所谓“拐犯”送官究办。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官府人员押着新近逮获的“拐犯”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围观群众与教方发生争斗,场面失控。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怨清方官员镇压不力,竟对其开枪行凶。这更激怒民众,乱中将丰大业打死,又杀了包括教士在内的多名外国人,烧毁了法国教堂、领事馆等处所。这场乱事发生的时候曾国藩在省城保定,清廷谕令他赶紧赴天津办理案事。曾国藩明白这非同小可,会内外受制,因此作了最坏估计,写下遗嘱。他抵津后,案子办起来的确非常棘手,尽管不是与外国方面一点不争,但总体结局肯定是屈从于对方,引得朝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就在曾国藩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恰好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事件,八月初有曾国藩回任两江、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替的朝命。曾国藩在赴京觐见和短时逗留之后首途,于当年闰十月间回抵南京。 回任两江总督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合同刑部尚书郑敦谨审结“刺马案”。此前,该案已由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审办并奏报。关于该案的缘由和内情,当时就纷说不一,后世更是“戏说”多有。而曾国藩和郑敦谨的审办,基本仍认同和维持魁玉、张之万的原则认定,即凶手张文祥乃因挟私报复而行凶,背后并无他人主使。最后对其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灵前摘心致祭。 曾国藩此期任间在日常政务方面,算得上出色手笔者无多,倒是“洋务”上有他最后的“漂亮收笔”,即与李鸿章一道奏定幼童赴美留学之事。此前,他曾有诸多“洋务”事项。譬如,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成为通常所谓“洋务运动”的发端标志性事件之一;同治四年(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洋务派最为典型的军工厂家,属他与李鸿章的合作成果。也就是在该局建设中,曾国藩遇合了一个重要的“洋务参谋”,即容闳。容闳作为留学美国(由教会学校被带往)并在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人,不但受曾国藩的派遣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建设赴美购办过机器,而且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事的倡议和参办者,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中间历时多年,曲折颇多,曾国藩是积极支持者之一。及至他回任两江总督任后,不止一次地奏及此事。在同治十年(1971年)七月初,他与李鸿章联名所上奏折中,陈说派员出洋“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十二,403页。。这时派遣留学之事不但业已得到清廷的原则批准,而且已经涉及具体计划。尽管实际派遣之局曾国藩生前未及看到,但毕竟是由他主导促成该事的定议。这年八至十月间,他拖着病躯在辖区巡阅多处军旅和机器厂局,自也和“洋务”密切关联。 曾国藩做而未了或是欲做未及的事情自多,但其生命历程已不允许继续。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午后,他由儿子陪伴在署内西花园散步,当是中风突发,被扶掖回书房,至夜间戌刻亡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