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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曲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随罗振玉进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称,其研究兴趣将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自此之后,广泛涉猎先秦诸子,撰《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屈子文学之精神》、《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孔子之学说》等;同时又研究文学理论,先后撰作、刊行《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以及《文学小言十七则》等;同时开始关注词,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南唐二主词》,撰《词录》及《词录序例》等,元曲于是进入王先生的视野。 自古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是戏曲大国,而以元代为盛。遗憾的是,学者多以戏曲为无足称道的末技,鲜有研究者,故该领域满目榛莽,令王先生无限伤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此后数年,王先生撰《〈曲品新传奇〉跋》,校《录鬼簿》,撰《〈元曲选〉跋》、《古剧脚色考》、《〈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等,全面考证戏曲史与戏曲理论,广为蒐集金、元、明、清曲本,其数量多达 3178 种,堪称前无古人。如此从各方面做足功课,最终撰作了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宋元戏曲考》。 此书以“巫”与“优”为两条主线,考察中国戏剧形成的源头,又以“以歌舞演故事”为基本特点,考察两汉之“角抵百戏”、北齐之“兰陵王”、隋唐之“歌舞戏”等,认为直到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 先生详尽考察宋代的小说杂戏、乐曲、官本杂剧段数等,旨在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寻找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的直接源头,认为元杂剧渊源于宋、金“旧曲”与宋、金“古剧”。 先生以《录鬼簿》等文献为依据,将元剧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二、一统时代,三、至正时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第二期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向式微。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达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作者认为,元剧的结构,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若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成之。 关于元剧的最高艺术成就,先生评价道:“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先生还考证了南戏的渊源及时代,以及元南戏之文章,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等,皆堪称睿智卓识。 先生断言:“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戏曲史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结构、研究方法以及诸多观点,都足启后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某些结论需要补充或修正,但它的开创之功,无可替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