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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三光而永光”的学术精神 正当王先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义无反顾地诀别了这个世界。1927年 6月2日上午,先生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举世震悼! 王先生的死因,或说是为了殉清,或说是由于与罗振玉的恩怨,孰是孰非,已无法对证。先生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先生不愿道破自沉的原因,必有其缘由。后人所要做的,不是强作解人,徒滋纷争,扰乱逝者的清静,而是继承其精神遗产,将他的未竟之业推向前进,这才符合先生的期待。 1928年6月3日,是王先生逝世周年忌日,清华师生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先生亲自撰写。王先生之学,融汇中西,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计有著译六十二种,批校之书一百九十余种,领域之宽广,研究之精深,无人可以企及。但是,陈先生并未历数其作品,因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任何一位学者都无力穷尽天下之学,所论所作不可能都是终极真理,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乃是普遍规律。陈先生最推崇的,乃是王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王先生人生理念的核心之所聚,也是他得以成为学术巨匠的真正原因。陈先生云,王先生这一献身真理的精神,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先生是真正的有大格局的学者,他的一生,没有一刻不在追求真知。在他看来,“学无中西,亦无古今”,他将希腊哲学与中国美学打通,熔为一炉。他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乾嘉考据学嫁接,创为“二重证据法”,并娴熟地运用于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他的目光一旦投向某个领域,这一领域随即熠熠生辉。他不断将目光投向新的领域,为后学开辟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学科。 他是真正的境界高远的学者,他痛恨当时学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的衰败景象,以及不学无术之风,“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 (《〈国学丛刊〉序》)。因而他以继承中华本位文化为己任,治学之刻苦,罕有其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出的治学的三个境界说,与其说是一种美学理论,倒不如说是先生的自我写照来得更为贴切与生动。 他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救亡者,在山河飘零、神州陆沉的岁月,他在学术领域全面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他鄙视“大道多歧,小雅尽废。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胄子,翻从城阙。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马肝。土苴百王,秕糠三王”的全盘西化之士,坚信“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多方,终冀昌明之日”(《〈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他的《殷周制度论》,暗含着他的理想国的影子。 王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犹如耸入云霄的高山,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项背。无论怎样的赞美词,用在他的身上,都会显得苍白与卑微。笔者书此,谨用以上数语,略表对王先生的崇敬之情于万一,“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彭林于清华大学荷清苑寓所2014年6月18日清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