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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器物研究 以传世铜器、碑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于北宋,到清代,士大夫竞相购藏研究,已蔚然成风。1911年春,王先生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开始研究古器物学,并广泛涉猎,而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两周青铜礼器方面,著有《说俎》、《说盉》、《不敦盖铭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夜雨楚公钟跋》、《齐侯二壶跋》、《兮甲盘跋》、《剌鼎跋》、《父乙卣跋》、《商鞅量跋》、《秦公敦跋》、《梁伯戈跋》、《颂壶跋》、《散氏盘考释》、《攻吴王大差鉴跋》等。王先生精于考证,识见过人,成果巨丰。下举三例,可略见一斑。 《说文》有“斝”字,云:“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说文》说斝是与爵同类的酒器,至确,但许慎分解的三个部首,没有一个能给人以象形的联想。罗振玉最早从甲骨文中发现“斝”字的初文,认为《说文》“斝”字乃由此转讹而来。此外,金文有一字与卜辞之“斝”字形相近,后人误认此字为“散”。他指出,韩《诗》说饮器有散无斝,而传世礼器有斝无散,因而推论“散”与“斝”应是一字。王先生赞同罗说,并再添四条证据:其一,清末贵族端方所藏古斯禁上陈设的酒器,有一爵、一觚、二觯、一角、一斝,而《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酒器有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两者在器的数量上尽管有差异,但斝与散之器名正好对应。其二,《礼书》言斝则不言散,言散则不言斝,可见两者为同一物。其三,斝者,假也,大也,斝容量大,故常常用作盛郁鬯用的灌尊。其四,《诗•邶风》“公言锡爵”,毛传以散释爵,经文原本当做“斝”,后讹为“散”,因不合韵,故改为“爵”。罗、王二氏的论证,使以往文献中的含混由此廓清,得到学界一致认同。 文献屡屡提及的酒器,有一种名为“兕觥”,如《诗•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但在宋以来金石家著录的器物中没有这一器种。王先生仔细辨认后发现,在被金石家称为“匜”的器群中,其实包含甲、乙两类器组:甲类器形浅而大,有足而无盖,流狭而长;乙类器形稍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但几乎都有盖,流侈而短。他提出三条理由,判定不是同类器物:其一,甲类器都自铭“匜”,乙类器则没有这种情况。其二,甲类器与盘配套使用,匜用于盛水沃手,盘放在下面接弃水;乙类器的铭文多为“作父某宝尊彝”之类,属于宗庙彝器,而非沃盥器。其三,甲类器既是用于沃盥,故无须器盖;乙类器属于酒器,所以得有器盖。他又提出三条证据,确认乙类器就是兕觥:第一,乙类器绝大多有器盖,盖端作牛首形,无盖者当是出土时失落。第二,《诗》云“兕觥其觩”,“觩”,《说文》作“觓”,与《诗•朻木》(今作《樛木》)之“朻”音义相同,训曲,乙类器器盖前高后低,饮酒时酒不会外溢,器与盖两者皆觩然有曲意。第三,根据《五经异义》所述,兕觥是饮酒器中容量最大者,验诸实物,该器的容量确实比斝还大。王先生通过以上严密论证, 成功地将兕觥从宋儒所定的“匜”中分离出来,堪称卓识。 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一件铜器自名为“盉”,而古文献中并没有称为“盉”的礼器。《说文》“盉”字下云:“盉,调味也。”“盉”用来调什么味?学者自来无说。王先生认为,“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根据《仪礼》记载,古人设酒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为简单的礼仪,只设一个酒尊,内盛酒或醴,因设在堂上门户的一侧,故称“侧尊”;另一种是较为隆重的礼仪,门户两边各设一尊,一尊盛酒醴,另一尊盛玄酒。玄酒就是水。为何要设水?郑玄解释说:“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贾公彦疏:“上古无酒,今虽有酒,犹设之,是不忘古也。”上古尚未发明酒,故以水代酒。在酒发明之后犹设玄酒,意在教育后人不忘古昔。郑、贾的解释几乎无人怀疑。王国维先生从礼义上找答案,他说《仪礼》记载,宾主之间行献酌之礼,都必须“卒爵”,就是将酒器中的酒喝干。古代的酒爵很大,容量有多至几升的,酒量小者势必感到为难,“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在酒中兑水,就是最好的办法:“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出土的盉,里面大多插有一把勺,证明其用处确实如《说文》所说,是“调味也”,用以调节酒味厚薄。王先生此说,不仅解决了这类礼器的定名,而且解决了《仪礼》中为何要设玄酒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