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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黯然回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这次美国之行的唯一收获，就是出席了其次女伊莎贝尔（Isabel）与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之子亨利（Henry）的婚礼。这个被全美各大报争先报道的婚礼，丝毫也不能掩盖唐绍仪的悲哀：他本来以为是能促成中国与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场更为光彩夺目的联姻的。 美国公使的“合作政策”，令中国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战略定位；当他转身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后，则奠定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 1868年 中美蜜月的开始 中美之间，本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美国独立之后，竭力在经济上摆脱英国的强力束缚。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成功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航线，掀起了到中国淘金的狂潮。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很快就越过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受林肯总统的委派，出任此职。 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还是延续紧跟英法的一贯政策。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给蒲安臣的指令是，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法）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已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 此时，美国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根本无暇东顾，蒲安臣本人因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和实施者。他将“与英法协商与合作”，扩大到了“与中国协商与合作”，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美国史学家泰勒 丹涅特（Tyler Dennett）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