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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蒲安臣的主导下，美、英、法、俄四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当时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法国公使柏德尔密（Jules Berthemy）、俄国公使巴留捷克（General L。 de Balluseck），连蒲安臣自己，姓氏开头字母均为B，所以，“协商与合作”政策又称“四B政策”。 蒲安臣任内，以自己的行动给大清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米夷”（当时还沿用日本翻译，称美国为“米国”）形象。1866年8月18日，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到朝鲜进行贸易，遭朝鲜拒绝，发生冲突，对峙十多天后，朝鲜军队发起火攻，舍门将军号被焚毁，包括美国船长、大副在内的水手们全体被杀。中国官员一看事态严重，表示朝鲜虽是属国，但中国无法对此负责。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武装报复，给中国留足面子和后。这就是中美和朝美关系史上重要的舍门将军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Accident），据说金日成的祖上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美斗争”，但未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蒲安臣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翻译的法学名著《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即“国际法原理”），作为礼物送给恭亲王。恭亲王大喜，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版，并迅速运用于国际交往实践，成功地处置了多起国际争端。据说一位法国外交官愤怒地说：“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麻烦的！” 早在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一书中，就对美国推崇备至：“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而蒲安臣在中国所推行的“协商合作政策”，令中国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美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在此后中国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中国首选的调停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 势各相等， 其中美国最为安静， 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 于中国时思效顺”，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 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 美国自为一洲， 风气浑朴， 与中国最无嫌隙”。 蒲安臣任内，曾经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些备忘录，希望中国改革自强，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看做一种特殊的“战略对话”。恭亲王评价“其人处事和平， 能知中外大体”，而后世曾在北洋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和代理总统的周自齐，认为“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可以说，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国政府几乎将迷失在内忧外患的浓雾之中，蒲安臣的“合作”，令恭亲王等找到了在当时国情之下最能维护中国利益的定位，一场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因此开始大踏步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