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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译介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 瞿秋白崇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来自或者几乎全部来自苏联。他的文学理论译介,更是如此。瞿秋白译介俄国文学作品,始于五四运动前后,而他集中全力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始于1932年。他在这一年,依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第一、二期中的资料,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辑成《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收入译文7篇、编译撰述文6篇,共13篇,加后记共14篇。译文印刷页110页,撰述文印刷页98页,翻译文与撰术文数量相当,兼重并举。篇首为瞿秋白撰写的《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全书的纲要,书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括论述,同时阐明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理论的赞颂和解析。除《现实》文集,瞿秋白还翻译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论文,高尔基的二十多篇文艺论文,等等。这些重要文献,多为当时世界首次刊布,对于中国文学界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意义非凡。“瞿秋白的直接翻译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可谓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第一大步,吹响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号角”。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他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范式,影响深远。作为中国译介与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一人,瞿秋白是当之无愧的。 瞿秋白翻译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文学著作,准确、忠实、严谨,已有定评。他所撰述的文章,如《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等,则是以其对原著的主观理解,依据现实斗争需要,进行增补删改,以达致革命宣传、鼓动、灌输等功利的目标。“对于建构大众化与本土化并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瞿秋白的这种撰述贡献巨大,涉及文艺的缘起、核心、特性,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载体、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直接助益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撰述是快速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它发挥了与理论翻译异曲同工的功能,具有意识形态的引导、统率、象征功能,符合中国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客观需求。”同上文,58页。瞿秋白虽然没有忽略文学的审美功能,也注重创建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内容,但是在总体上他更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有关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人性、艺术性、人道主义方面的观点,突出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从属性,强化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色。论者指出,“通过援引俄国马克思文学理论,对接中国语境,瞿秋白综合运用‘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革命文学的典型’等多种策略,初步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瞿秋白首先关注的是战线而并非文艺,其内在逻辑自然就是现实政治革命。”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瞿秋白谙熟苏联政治斗争,密切关注其政界文坛动向,随时调整理论评价尺度。例如,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在文学艺术领域贡献巨大,素为鲁迅所尊崇。普列汉诺夫虽因与列宁对抗,成为孟什维克派领袖,死于失意与嘲笑中,鲁迅依旧认定他是用马克思主义打通文艺领域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不愧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的美学的古典文献。参见鲁迅:《艺术论译本序》,见《鲁迅全集》第4卷。《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见《鲁迅全集》第10卷。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与鲁迅相异,瞿秋白在苏联官方贬低普列汉诺夫、吹捧高尔基的同时,闻风而动。他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和哲学观念等方面,猛烈批判普列汉诺夫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非政治主义”、“反辩证法的机械论”、“反对布尔塞维克”。瞿秋白随后翻译《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文中赞誉列宁对高尔基“亲热的关心的态度”,批评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是客气的,冷淡的,形式的”,认为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的评论是“教条主义式的书生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别方面,是和他认为列宁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巴枯宁主义者同样的动机。……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敌视和不了解,就产生了对于高尔基艺术创作的敌视的估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303、306~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高尔基,无疑是俄罗斯的伟大作家,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写于十月革命前,如《海燕》、《同志》、《大灾星》、《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等,暴露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地主、商人、小老板、市侩的种种丑恶,书写战斗的工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游击战的农民,提示无产阶级领导群众改变历史的创造力量。瞿秋白由衷地赞扬高尔基文学作品,“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3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与翻译上述作品同时,1932年12月,瞿秋白译出《高尔基论文选集》。这是高尔基应斯大林召唤回国三年中所写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回击国内外质疑和反对苏联政权的文章。瞿秋白在《写在前面》中称赞“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暴露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他鞭挞市侩的个人主义、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说高尔基的论文“反映着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它帮助读者“了解苏联的各方面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能够帮助中国的文学界,更深刻的提出许多从来没有人注意的问题”同上书,324页、325页、326页。等等。高尔基论文《关于真实的教育》参见上书,566~578页。,专门颂扬“古拉格”政治犯劳改营奴隶劳动建设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是肃反机关在劳改营中进行“关于改造人”、“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的教育体系理论和实践“非常成功”的“一项最伟大的事业”,“具有世界意义”,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瞿秋白在“译者志”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时的高尔基已经蜕变为斯大林暴政的吹鼓手。无怪乎索尔仁尼琴谴责高尔基的行径,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可耻的一幕。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07~111页。 瞿秋白的《写在前面》一文,特别提及高尔基“承认自己在‘十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估量了智识阶级的革命性和所谓‘精神文化’”《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326页。。其实,人们应当用今天尺度来审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言行。当苏维埃肃反机关在“革命恐怖”或“红色恐怖”中,无法无天,肆意捕人、搜查、没收财产、抢夺粮食,不经庭审判刑杀人,镇压目标由资本家转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时,高尔基先后给列宁、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写信上百封,为许多被捕者求情,并严厉谴责这种暴行。1923年,当他得知克鲁普斯卡娅领衔对全俄图书馆进行大清洗,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时,他准备退出苏俄国籍,不再回国,他认为,俄国社会改革不能扭曲人道主义,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不择手段地镇压民众,损毁文化遗产,迫害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针对当局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报纸的行为,高尔基说,这是“用拳头堵住嘴”。质问:布尔什维克在半年时间里取缔的其他党派的报纸,比几代沙皇加起来取缔的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布尔什维克是民族的不幸,因为它可能在它激起的粗俗本能的混乱中威胁消灭俄国文化的柔弱幼苗。苏维埃政权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敌视的情绪。高尔基在《新生活报》的这些言论,汇总于后来编成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篇篇都似声讨的檄文。十月革命前后这些年,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巅峰。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81~86页。然而,1928—1935年,高尔基在斯大林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0年,他在颂扬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答复各方人士对现政权的质疑时,竟喊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咒语,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付反对者的口号,几乎无处不用。1932年,高尔基提议取消“拉普”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左翼群众文学团体。政治经济方面主张激进,组织上强调内部民主,不服从“铁的纪律”,我行我素。,成立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登上“文学党”的头号交椅。1934年,高尔基在作协大会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提出,必须塑造正面人物,歌颂积极因素,奠定后来单一狭窄的写作模式。以官方“主义”剪裁现实,哪里有什么现实主义呢?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06~114页。 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因中国政治的需要而被赋予主流地位,以致中国人的审美长期局限于狭窄境域,对世界早已存在的其他文艺流派少有关注也难以欣赏。文学艺术本应多姿多彩,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风格,一种类型,即使它无比娇艳,也无法呈现文艺百花园的万紫千红。 瞿秋白的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既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进步性,也强调其实践性,力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作为革命者,他更为注重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导向,注重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和意识形态,而轻视文学的审美性、独立性和作家的个性,力促文学成为政党政治和革命鼓动的工具。他之批判普列汉诺夫,推崇高尔基,高度评价鲁迅,批评胡秋原,讥评茅盾的《动摇》和华汉的《地泉》,否定汉字和古文,对托洛茨基先扬后贬等等,都是上述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参见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其实,纠结于政治家与文学家二者之间而无奈的瞿秋白,他内心世界里,何尝不看重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形式属性。然而,投身革命十多年,“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多余的话》,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同上书,717~718页。摆脱“外物”困扰后,在临难前夕,他已把当初几乎被他否定的茅盾所写《动摇》,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阿Q正传》、曹雪芹《红楼梦》并列,“都很可以再读一读”同上书,723页。。不过,如他所说,太迟了!文学终成他难以回归的家园。参见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七年后,他的革命大众化文学理论,成为毛泽东中国化文艺理论的核心之义,得以更加完备的体系,管控中国文学艺术,至今遗风犹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