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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贡献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从21岁到35岁,15年间,积文500万字。举凡政治学、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翻译学、心理学,无不涉及,且有足够深度。与瞿秋白同时代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沈雁冰、郑振铎、毛泽东、陆定一、杨尚昆、马林、鲍罗廷、库西宁等中外人士,莫不称赞其才华出众。在中共高层人物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真是找不出几个。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建设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瞿秋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关于革命理论建设。 1考察中国国情和统治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文,以及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 瞿秋白始终坚持革命的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考察近代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矛盾和阶级状况等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他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认为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经列强历次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政府代表地主豪绅官僚买办阶级,成为列强在华帮凶,连年制造内乱,镇压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不是中国原有经济基础发展的产物,而是列强割占领土,投货投资造成的。瞿秋白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导源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一开始就区分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依附外国资本,日益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通过买办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而买办资产阶级又通过中国农村的大地主阶级剥削中国的农民阶级。瞿秋白认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等,中经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吴佩孚等,到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等,都是帝国主义治理中国的代理人,是“新式的买办国家”的代表。这一观点虽然正确,却有片面性。袁世凯、吴佩孚、蒋介石等,既有依附追随帝国主义的一面,也有摆脱外国控制,反对列强侵略,追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一面,对他们的评价不可绝对化、简单化。 2.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等文。 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瞿秋白指出它也是随着列强入侵和自然经济破坏而产生的新经济力量的产物。受制于外国资本与买办资本压抑,以及封建主义束缚,民族资本没有独立顺利发展的可能,同时又与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反侵略反专制的革命性,动摇妥协的不革命性,是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有时会背叛平民,对革命具有危险性。革命过程中,应当对其实行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警惕和防止其夺得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瞿秋白误判这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它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革命初始是为了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等美好理想,而当革命被一个阶级集团或党派掌控之后,往往视其他阶级集团或党派为争夺或分割革命成果的对手和敌人。于是,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不为信众,便为叛逆;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这类简单思维,使处于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间的“中间派”、“中立派”、“第三种人”等难以自存,备受谴责和排斥,甚至被认为比反革命更危险。瞿秋白此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对“第三种人”的误判和严批,当源于这类简单的思维逻辑吧。 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瞿秋白认为,小店东、工匠、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和游民,都因受压迫而倾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游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需对其进行组织训练。 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号称“革命先锋”,以能动能干著称。中共创始者及初期党员骨干,多半是知识分子。但是,以“无产阶级化”自命的知识分子党员领导者,往往把同样出身的知识分子,视为“危险”分子,加以歧视、防范和整肃。瞿秋白1923年1月所写《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以阶级观点考察“智识阶级”。他说:“何以五四运动独能成一大高潮呢?学生!智识阶级!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然而智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士绅阶级……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旧者,“是专制派的镖师”、“军阀财阀的机械”,新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劳动平民的利器”。“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同上书,4页。智识阶级没有独立的政策和利益,只能依他思想的倾向,决定他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还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智识阶级分化性和依附性,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其处境就愈加困窘。张国焘直言:“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张国焘:《关于过去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1931年6月30日),见《鄂豫皖革命地》1册,305页。经历“AB团”肃反的中央苏区,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普遍,瞿秋白撰文写道:“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载《斗争》第62期,1934年6月2日。这就是张闻天说的中共“吃知识分子”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载《斗争》第26期,1933年9月。政策的严重后果。瞿秋白以书生投入中国革命,致力于宣传阶级斗争,领导暴动夺权,而在共产国际推行中共领导层“工人化”后,被贬谪于边缘,正是共产革命运动中轻蔑排斥知识分子政策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