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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革命文学理论建设。 瞿秋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早慧而多才艺,尤其善于思考。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白话诗文,译介俄国文学,步入文学领域。留俄两年,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前者为文学性散文集,摄取去俄途中所见中俄社会生活侧面,写出独具哲理而超越普通游记的文字。后者是旅俄散文集,融游记、诗歌、杂文于一炉,现实精神、浪漫情怀与高尚理想互相融和,成就一部作者勇于自我解剖,趋新向上,与旧我告别的青年革命者的心史。 1923年1930年间,瞿秋白投身于中共革命斗争大潮,他的文学活动几乎中断了。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领导层,马上转入文学领域。咯血、高烧、腰痛的病体,政治上的打击迫害,他都置之度外,勤奋耕耘文学园地,取得丰硕的成果。从1931年初到1933年末的三年中,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体现在文学论战、杂文创作、文学大众化、汉字改革、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译介等五个方面。 1文学论战。 瞿秋白不满当时中国文坛到处充斥的市侩习气,盛行的马路文学,尤其不能容忍国民党以“救国”为名,镇压民众,围剿中共红军,鼓吹法西斯主义,用民族意识否定阶级斗争,以维持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民族主义文学。瞿秋白在为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起草的《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文件中,提出在上海开辟“苏维埃文化革命”战线,与占山掠地、夺取政权的政治、军事战线遥相呼应。用文学抵御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使广大群众能够接受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参加工农苏维埃革命。在他看来,文学实质上是一种进行革命动员的工具和手段。此时,他所写《屠夫文学》、《青年的九月》、《一种云》、《“匪徒”》、《反财神》诸文,均以揭露列强侵略和国民党统治,歌颂中央苏区和红军为主旨。 左翼文学领域,围绕文学与阶级、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民众关系、文学与政治革命等问题,意见分歧,多存争论。瞿秋白与胡秋原、苏汶等公开进行“文艺自由”论辩,充满了政治气氛。 自称“自由人”的中间人士胡秋原,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苏汶则以“第三种人”自诩,支持胡秋原。他们在政治上同情革命,又担心社会动荡而趋向改良,反对暴力。文学应该保持独立精神,不受政治斗争的干扰,不做党派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主张,无疑代表国共两党斗争之外的第三方,即中国势力的意愿。 左倾的革命营垒,对此不能容忍。瞿秋白先后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两文,予以猛烈反击。他以列宁的乃至苏联的文艺乃阶级斗争工具论为依据,重提郭沫若与创造社首创的“留声机”论,斥责胡秋原的文艺独立、反对阶级文学是“艺术至上论”,“蔑视大众”。瞿秋白说:“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又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同上书,70页。瞿秋白说的如此直白、简单、绝对、武断,凭借的是列宁的“大众文学”的原则,即“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上书,65页。。他把同是进步文艺界的“同路人”与苏联被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等捆绑在一起,痛斥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孟塞维克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9~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否认他们作为中间势力的存在,执意把他们推向敌对营垒,实在是“左”了。倘若把党派政治功利性、阶级斗争性看作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消解了文学的全民性、普适性及其审美特征。这种批判在当时虽不无某些合理性,其久远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所幸,当时身居中共高位,并在政治军事方面比瞿秋白“左”得很的张闻天,彼时却在文艺宣传方面摆脱“左”倾束缚,以歌特为署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纠正左翼文学运动中打击中间势力的不良倾向。与瞿秋白的狠批不同,鲁迅较为理性。他没有批评胡秋原,视苏汶为“同路人”,不予排斥。张闻天文发表于1932年11月,稍后,1933年1月发表的瞿秋白与冯雪峰合写的《并非浪费的论争》,虽坚持既定原则,语气却和缓多了。此后,双方停止论争,对胡秋原等改持团结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