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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杂文创作。 瞿秋白在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所作政论文章,多参用杂文笔法,峻急明快,尖锐泼辣。1932年秋,与鲁迅结识后,心心相印,投合默契,所写《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高度评价鲁迅杂文创作,树立革命文学典范。尽管时人对此看法不一,但鲁迅本人生前是认可的,由衷感激瞿秋白。序言终究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磨灭的里程碑。1932年秋,瞿秋白移往鲁迅亲手安置的东照里寓所三个月,几乎与鲁迅朝夕相见,漫谈文坛现状、政界时势,检寻要点,推敲题目,迅速写成匕首般的杂文。大抵先由瞿秋白构思,写出初稿,再经鲁迅过目,略作修改后,用鲁迅笔名送报刊发表。 《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文锋指向当时以温和“诤友”身份向国民政府争取改善人权、向日本侵略者进言“征服中国心”的胡适。前文篇末诗云:“人权王权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至今脍炙人口,为读者盛传。1933年,鲁迅写《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旧话重提,说“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6卷,9~10页。鲁迅和瞿秋白两人看法一致,鲁迅更为深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求诸国联调解。热河失守后,蒋介石发表“剿匪”演讲,倡言“安内始能攘外”。瞿秋白鲁迅又合写《申冤》、《迎头经》、《最艺术的国家》、《曲的解放》、《内外》、《真假的堂吉诃德》等文,予以抨击。 针对“左”倾、虚无、谩骂、恐吓的论调,瞿秋白写《透底》、《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指出祝秀侠(首甲)、芸生等人用辱骂代替批判,那绝非革命者的战斗。他们竟说鲁迅是“右倾”,其实他们才是戴上鬼脸的真正的“左”倾机会主义,而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瞿秋白所写、用鲁迅笔名的杂文,还有《关于女人》和《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后来把11篇杂文分别辑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三书,作为对瞿秋白的永久纪念。论者说,所有经与鲁迅讨论、经鲁迅看过的杂文,比瞿秋白此前的杂文更深刻,更精练。鲁迅看过瞿秋白的杂文,以为“尖锐、明白、很有才华”,“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第二遍有“一览无余”之感。可见,鲁迅对瞿秋白杂文了解之深。瞿秋白小鲁迅十八岁,两代人的生存环境、阅历经验、气质性格等自然差异很大。作为苏俄列宁主义的信仰者,瞿秋白醉心于苏式革命文学工具论,崇尚文学大众化,语言大众化,做民众的革命思想传播者、宣传者和灌输者,他的杂文着力以浅白通俗、平铺直叙为标的,完全可以理解。况且,文章的久远影响,不会因其浅深而消逝吧。 3文学大众化。 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思想理路是: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化拼音文字;说、写现代中国普通话;推行革命的大众文学。对于文学大众化的论述和设计的文字,在他全部文学论文、随笔中,约占半数以上。 瞿秋白的这个思路,来源于列宁的“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的观点,即“列宁的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党派性的原则”《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89、90页。,进而引申为“普罗革命文学站在一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反对别些阶级”同上书,91页。的“无产阶级文化论”。瞿秋白的这个思路,从1923年初由苏俄回到中国后,一直延续,终生坚守不歇。这年1月,他写《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提倡知识分子与革命主力军工人农民的结合。3月,他写《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批判“东方文化论”,倡言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结合的途径,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固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创见,但未免陷入“阶级文化论”的褊狭。10月,写《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声言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同月,写《在荒漠里——一九二三年的中国文学》,不满意文坛现状,哀叹:“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意谓文学应大众化,为现实斗争服务。 瞿秋白集中精力提倡文学大众化,是在1931年春夏之后。所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的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汉字和中国的言语》、《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新中国的文字革命》、《哑巴文学》等文,全面阐述建立“现代普通话,实行文学大众化的主张”。 瞿秋白坚持,“话”是“化”的前提条件。“现代普通话”既不同于“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也与夹杂文言、旧式白话和外国文法的“新式白话”不一样。它既能看,又能读,读出可以听懂。用这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才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可以接受的大众文学,反之,就是与民众绝缘的“‘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77页。瞿秋白偶尔说“无产阶级绝不放弃‘五四’的遗产”,但在大多文章中,皆持否定态度。。曾经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瞿秋白,此时竟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两篇文章中,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指斥五四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 。除鲁迅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无一不在嘲讽笑骂之列。声言“‘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76页。。“五四式的半文言”,“这种杂种话——必须完全打倒才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95页。这就彻底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可怕的“阶级文化论”,可爱的“左”啊。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之战发生后,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文,认为新文学在面临巨大事变时,不能呼应民众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处于“绝缘”状态,其原因在于那些作品的语言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大声疾呼“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5页。他多次化装到上海城隍庙听民间艺人说唱,并用那些通俗曲调创作《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工人要求新唱春》等歌谣和评书,用以实践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他用这类自云是“急就的”、“草率的”方法和形式,来“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并承认“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又说,可以写革命斗争的“演义”,如“洪杨革命”、“广州公社”、“朱毛六下井冈山”等等。“可以是国际革命文艺的改译。可以是暴露列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作品。”同上书,19页。革命的大众文艺,也“应当去描写劳动民众的家庭生活,恋爱问题,去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给大众看”同上书,19~20页。。显然,瞿秋白除关注语言文字大众化之外,也看重作品的思想内容。他在与茅盾讨论文学大众化时,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着重阐述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64页。。其目的在于帮助民众认清地主资本家的真面目,摆脱封建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反对“武侠主义”、“民族主义”、“市侩主义”、“感情主义”、“个人主义”、“摩登主义”、“魔道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主义”、“武侯主义”、“岳飞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为“反对进攻苏联”,就连“所谓祖国民族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75页。,是要坚决反对的。结论是:“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苏维埃的革命文艺运动”同上书,475、476页。。这一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排除资产阶级的领导。至于知识分子,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过是具有“买办性”的“愚民政策的别动队”《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23页。罢了。当时弥漫“左联”的关门主义风气,应与瞿秋白的“左”倾思想不无关联,尽管他也不时纠正“左”的东西。 瞿秋白于1932年三四月间,写《谈谈〈三人行〉》、《革命的浪漫谛克——译华汉的三部曲》两篇文章,对茅盾、阳翰笙(华汉)的两部小说进行评论。对于前者,瞿秋白认为“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反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占了胜利,很自然的,对于虚无主义无意之中做了极大的让步。只有反对个人英雄的侠义主义的斗争,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可又用了过分的力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54页。对于后者,瞿秋白认为“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同上书,第1卷,457页。。他在与茅盾关于大众文艺问题的论辩中,一味强调文学语言和普及,而轻视文学技巧的提高,同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究竟怎么办呢?瞿秋白开出的方案是:“作者从此能够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同上书,第1卷,455页。,这正是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文前引用法捷耶夫《打倒席勒》文章中的观点。如果溯其来源,则是由列宁开启、斯大林发挥到极致的文学与哲学的党性原则,使文学和哲学变成只有政治宣传功能的工具,从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哲学的思辨功能。倘若深追列斯此论之根,则是19世纪60年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鼓吹的现实性、战斗性、阶级性等“新美学”文艺创作原则。这些原则不计文化和美学价值,使文化粗鄙化、阶级化,否定世界公认的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贵族文学的成就。 斯大林于1932年,接受高尔基的提议,成立由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把文学变成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随之,斯大林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不能秉笔直书真实的历史而需要“遵命史学”,为自己树碑立传。高尔基遵令而作,以“文学党”模式改造历史学。官方封锁和垄断党和国家档案,历史的叙事只能在官方限定的口径下抄来抄去,形成千篇一律的套话、假话、空话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第2、7、8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为世人所厌。其国际影响久远而恶浊,幸而已在肃清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