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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与土地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清醒深刻的认识,瞿秋白十分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他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中,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深受土豪劣绅买办军阀和帝国主义多重剥削压迫,终年辛劳却要忍饥挨饿,遇有灾荒动乱就会流落他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其缺点是散漫而无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农村阶级分化中,雇农佃农最能革命;一般小农也亟须推翻压迫者;失业农民(士兵与土匪)更需解决土地和生计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应当唤起农民的觉悟,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耕地农有”,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动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大革命期间,瞿秋白极力支持湖南激进的农民运动,将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名《湖南农民运动》并作序,印行单行本,广为传播。 把深藏于农民中间的内在革命情绪调动和发挥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共中央在汪精卫反共后,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时,并没有将进攻方向定位于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四年后,1931年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商定将中央苏区安于此地,也并非依据固有的革命理论公式。按照通常将土地集中的畸形地权关系看作进行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赣南、闽西条件并不具备。瞿秋白在论证中国农民问题时,没有把土地集中作为农民革命的唯一条件,而是强调列强、军阀、买办、土豪劣绅各种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视野更宽,直接触及造成农民贫穷的最紧迫的生计问题。只有缓解农民当下的贫穷,改善生存条件,使他们尝到革命的实惠,得到他们的信任后,才能把他引上革命之路。论者指出,“当革命成为进步和正义的化身时,确实可以看到许多革命被制造的实例。中国革命也不例外。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武装对农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48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此目参考此书及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恕未一一注明。此论,完全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它能够让今人与后人触摸历史的暗角,重见当年革命的光彩场景,体察历史进程是那样迂回曲折。 4工人阶级与帮会影响。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等文。 瞿秋白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指出他们与近代大工业相联系,是先进的有组织和团结力的,有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最革命并且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因而有农民这样众多的同盟军。尽管工人阶级还很幼稚,但是他们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元核”、“主干”、“骨干”、“原动力”、“先锋队”和“主力军”。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需要争取和争夺;工人阶级领导权是经过它自己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斗争口号,作为革命群众一致行动的目标,以实现政治领导。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要参加和领导革命政权,建立和领导革命武装,同时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生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资产阶级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对于中国工人的弱点,瞿秋白早在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之前,撰写《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就说到唐山矿工“没有文化,完全没有精神需求”。劳动之余“找不到正当的娱乐,就把休息时间用来满足他们的低级趣味。大城市里,工人在业余时间玩牌、赌博或者进妓院。一旦失业,就去偷盗、行乞和抢劫。”《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29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私有观念,地方主义、帮口的习气,以及其他的落后的思想”(《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7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文中还提到工人组织“同乡会”与“帮会”的事。 中国工人中,传统的地缘、业缘和帮会秘密结社组织,是现代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大障碍。姑以上海为例,略加说明。上海帮口多为地域性,如江南帮、江北帮,具体化则有宁绍帮、福建帮、山东帮、安徽帮等。帮口首领,就是工头。由工头招来同乡或亲友进厂当工人,工人信任并依附工头。中共通过帮口才能把触角伸向工人,通过帮口介绍吸收工人入党或发动工潮。工头权威由此加强,工人唯工头是听。工头利用中共和工会所赋予的身份,由帮口首领,一变而为“工人领袖”或中共支部书记。工头往往利用这种新身份,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中共工会与工人群众之间上下其手,一面挟中共工会权威以令工人,一面借工人群众名义胁迫工会和中共。五卅运动胜利,端赖两大支撑:一是民族主义反帝爱国的精神基础,二是300万大洋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后者使一般工人养成罢工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头养成从中“揩油”恶习。这种“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得到中共某种认同。1926年八九月间发生的上海小沙渡日厂工潮,就是中共组织被工头胁迫的,自始至终受“工人领袖”的操控,其目的也是从中“揩油”。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利用。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37~149页、154~156页。 帮会历史悠长,地域广阔。华南有天地会,华西有哥老会,华东以青红帮最为发达。上海青红帮,深藏于三教九流之间,工人中尤其植根繁茂。洪门又称洪帮,与红帮有别。红帮乃后起的哥老会支派,清末由华西向华东伸展,踞江淮、东南沿海地区。青帮,源于安清帮,在漕运粮帮基础上,兴起于江淮和长江下游沿海,以上海为重镇。青帮自认源出洪门,却为清朝运粮,为朝廷稳定卖力,与反清的洪门宗旨大悖。 帮会以游民为基本群众,虽无宗教观念和明确政治意识,却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惩罚严厉,是具有神秘性质的隐性地下团体。游民最关心的是自身的生存出路,而毫无道德原则。一旦有官做,有饭吃,获得衣食之源,其他原则皆可抛弃。“有奶便是娘”、“刀切豆腐两面光”,随时可以为各种政治力量驱使,充当打手。即可借势抄杀异党,又为投靠新主捞取资本,手段凌厉阴损,油滑狠辣,兼而有之。 中共重视游民的巨大能量,五卅运动前在上海已与帮会联络结交,李立三、邓中夏均参与其事。不少帮会首领变成“工人领袖”,与中共争夺工人群众。五卅运动中,中共与工商界资本家、帮会头目建立联合阵线。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帮会扮演重要角色,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工人纠察队领导人顾顺章都加入青帮,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往来频繁。帮会秉持“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信条,寄望于中共得势,帮会受益。杜月笙对汪寿华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们的忙。”上海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2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本文帮会文字,参考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周建超:《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上海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1)。杜月笙派徒众参加起义,加入工会,并在工人纠察队中形成一股不小势力。帮会还筹募经费,资助工运;安排中共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提供情报,助陈独秀、罗亦农脱险;保护租界内中共人员安全,提供中共开会议事方便等等。陈独秀、瞿秋白都对帮会的动摇性、破坏性有所估量,但是对蒋介石与帮会的深厚关系以及国民党多方拉拢三大亨,疏于警惕和防范。蒋介石以60万大洋收买帮会,三大亨便转而投靠蒋介石。汪寿华被诱杀,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被血洗,酿成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在中国现代史写下残暴的一页。瞿秋白喜欢读鲁迅的《阿Q正传》,看重的正是那个游民革命者失败的典型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