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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明清：告密之风横行]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取奖金！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毁灭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就是由告密开端的。成为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之可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