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明清:告密之风横行]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取奖金!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毁灭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就是由告密开端的。成为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之可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