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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不避刀斧的骨鲠之士。乾隆初年，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余烬未熄，曾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曹一士上疏称：“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返）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为此，他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曹一士的奏折极有针对性，显然是针对乾隆皇帝的祖（康熙）、父（雍正）两代纵容告密、大兴文狱而言的。这无疑触碰了清廷的禁区。虽然弘历表面上“亦如其议”，但在其当政的几十年里，在纵容告密，制造文字狱方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我国历史上，即使是专制的独裁者，也不一定执意把告密进行到底。一旦他们认为皇图稳固，大局已定，其纵容、鼓励告密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武则天就是一个显例。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武则天）亦厌烦”，她支持监察御史严善思一举清除“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资治通鉴》）然而，严善思却遭到告密者的诬陷，一度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作者注）。不久，又被武则天召回任浑仪监丞。当初被重用的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流，均遭清算，个个结局悲惨。 当年五月，武则天曾下达一道禁屠令，“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喜得贵子，孩子三天时，“私杀羊会同僚”，摆下一桌喜筵庆贺一下。不想补阙杜肃酒足饭饱之后，藏起一块羊肉作证据，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密。次日，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张德自知违反了禁屠令连忙叩头谢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意思是说，朝廷禁止屠宰，吉凶之事并不干涉。不过，爱卿今后请客，可要有所选择。武则天甚至当场公开了杜肃的告密信：“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结语] 在我国历史上，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等。 “告密”二字，其实值得探讨。告的既然是“密”，那就是只有你知我知、他人不知的秘密，这在现代社会应有一个隐私权的保密与保护问题。然而，告“密”并不等于告“罪”。他人的隐私与秘密并不能与罪状画等号。因告密而肇祸，因告密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并不因为所告之“密”在法律上已经符合量刑定罪的法律范畴，而是与法律毫无关系的政治迫害。所以，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才是杜绝此类冤案发生的根本途径。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