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道、法三家，但他们的观点，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学界或者知识分子的看法。直到数百年后的汉宣帝，才动用国家权力正式颁布了禁止告密的诏令。汉宣帝刘询是西汉中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由于王室政争，他在襁褓中就曾体验过铁窗生涯。正因这一经历，使其执政较为谨慎与开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在皇权时代，这一诏令，不仅极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明令禁止告密的唯一一条诏令。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皇帝。但在如何对待告密的问题上，他也曾犯过糊涂。只是由于当时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才不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密得到唐太宗的宠信，许多大臣因此被迁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的谏言可谓一针见血，他所揭示的，其实是许多权势者利用小人告密，控驭下属的共同心理与常用做法。李世民毕竟与其他皇帝不同，虽然魏征的话说得很重，他并不以为忤，唯“默然”而已，还对魏征进行赏赐。事情的结果如何呢？“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 宋高宗赵构由于杀害岳飞、对金求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赵构绝不是一个昏君，在宋金对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殊非易事。他在处理告密问题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赵构在杀害岳飞14年之后，仍然是南宋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他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次日，三省枢密院就令刑部开具告密者名单，议加黜罚，并指出：“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12天后，刑部开具一个九人名单。赵构对此指示道：“此等须重与惩艾”，于是“并除名勒停”。 元朝是一个外来异族政权，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元朝的历代皇帝，并非都是金戈铁马、沙场征战的马背蛮族，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作为元朝第五位皇帝，奉行“以儒治国”，在位虽仅四年，却实施了不少新政，史称“至治改革”，使元朝国势大有起色。但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致其本人在“南坡之变”中被刺杀。英宗在位时，就处理过一桩告密案件，他的指导思想与儒家的“亲亲相隐一脉相承。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驸马许讷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他告发的是其亲生父母，所关事由大约是父亲谋反，母亲出轨之类问题。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英宗的斥责义正辞严——身为人子，侍奉父母，可以隐瞒，不可忤逆。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于是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