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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其岳父朱佑明则予以经济赞助。书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这部拟名为《明史》的书中，奉尊明朝年号，否认清朝正统。其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为《明书辑略》。不想却被归安（今属湖州）知县吴之荣两次告发。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幼的玄烨刚刚登基，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并严惩涉案人员。庄允诚被捕进京，不久死于狱中。庄廷鑨死后也不能幸免，竟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却攫取了庄允诚、朱佑明两家的大量财产，并被清廷擢为右佥都御史。因损人利己的告密行径，既升了官，又发了财，为后人树立了作恶的榜样。（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说庄廷鑨案结案时，由于玄烨年仅9岁，尚未亲政，并非由其决策，那么“黄培诗案”则是由这位时值15岁的少年天子直接处理的。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曾任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他的《含章馆诗集》中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之句，反映出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世奴家仆黄元衡。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余者被释放。 乾隆年间，曾任户、吏、兵、刑、工五部尚书的梁诗正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版）在其返乡奉父期间，弘历居然派遣满官富勒浑，使用“钓鱼”与告密的方式，试图获取梁诗正的悖逆证据。这已经不是下属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质是上司在官员身边布设眼线。好在梁诗正老于世故，未授话柄，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看出，时人忧谗畏讥、临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反告密”的历史线索]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特别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反对与禁止。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说，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率，某人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道：在我们那里，对直率的定义与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在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对父亲的告密行为。而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也认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主张干脆把告密者杀掉了事。他的原话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集解》）甚至这一看法也为道家学派所赞同，庄子指出：“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