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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团活动传承的朝贡规范、职能 黎峻率使团朝贡,从行前准备到出关回国的过程、礼仪中都反映了清代中越朝贡往来的礼仪、规范,该使团来华又同时承载着两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往来的职能。 第一,朝贡是中越两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有一整套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既反映在朝贡前的申请和清王朝的审批上,又反映在批准后的准备、使团出发前的辞行和沿途拜祭之中,更反映在使团进入镇南关后到离开中国的全过程。这些礼仪规范又基本遵循了1869年前的体制、惯例,包括朝贡前的申请和协商,在越南境内的沿途拜祭,在中国境内各项活动的规范、礼仪,以及进京后呈递国书、呈交贡物、觐见中国皇帝、颁赐物品等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包括会谒总督、巡抚时需要行一跪三叩礼等,早在康熙时期的《大清会典》中就明确规定。⑥对于使团的上述各项活动,黎峻等人在《如清日记》、《燕轺笔录》中做了详细的记述,尤其注重记载相关程序、礼仪。如3月12日,黎峻等人“各具朝服,带同行人、通事”,前往礼部“奉递国书”。他们先随礼部官员到礼部,在主客清吏司房间内等候,随后进入礼部正堂。这时,正堂正中间已经摆放了一张黄案,礼部尚书万青藜站在黄案左边,提督四译馆卿、礼部主客司郎中裕宽和主客司员外郎松林等官员“各于左边站班”。黎峻等使臣被引导到正堂,行三跪九叩礼,而后都跪着,礼部官员“转将国书二劄文”,正使黎峻“加额恭进,部司转交,尚书官捧置于皇上”。接着,黎峻等人起身,“向左边尚书立处行一跪三叩礼”,每一次叩头,万尚书都“答揖”,并“恭问我皇上安好,并慰问”使臣“一路辛苦”,使臣们“随事应答”。然后,万尚书转回后堂,黎峻等使臣又向裕宽等官员“各行三揖礼,每一揖,各员均还揖”。这些礼仪结束后,他们上车回四译公馆。⑦这些活动都让越南使臣感到“天下共主”的威严,和“天朝”对属国的“体恤”。 第二,朝贡是中、越官方经贸往来的渠道,越南的朝贡活动本身承担着两国经贸的职能。对此,阮朝统治者从不回避,朝贡使团代表国家开展对华贸易,其出发前阮朝皇帝往往命令内务府开列购物清单,让他们到中国购买,明命帝强调:“物各出于其所产,以有易无,古今通义,即如肉桂、荳蒄、燕窝等项均是本国所有,每遇如清之期,曾有附带多少,换易人参、药材、书籍、清贵之品,以充国用,非如市肆之贩买杂货图利者,向来已经成例,于国体何伤?何况清国易其所有,而得其所无,想亦未尝不乐?”⑧这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使团承担着中越两国互通有无的使命,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而且以物易物,更能发挥这种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代表国家(或为皇室)开展对华贸易就成为朝贡使团的重要任务。因此,1868年8月黎峻使团出发前就准备好了“公货”,在中国境内多次有“买药材”、买书籍、“采办公货”等活动,有时也会向中国的地方官提出了安排时间“采办公货”的要求(详见表2)。如,1869年1月16日(戊辰年十二月初四日),黎峻、阮思僴等人经过湖北时提出“采办公货”的要求,表示以前越南使臣“过汉口,必留歇采办公货”,湖北官员以“使部不可久留”为由婉言拒绝,让阮思僴等人很不满意。⑨在北京,黎峻等人又几次让随行人员到“号铺”里查看“货项”,应当是委托了这些商铺销售使团从越南带来的“公货”。  第三,越南所派使者多为文学之士,与中国官员、文人诗文一路唱和,朝贡使团又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深化了双方“同文之邦”的认同感。 自宋代起,越南派往中国的使者都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和诗人”,都“曾以科举状元领北使之衔”,与中国历朝派往越南的使臣一样,“主要通过赠答酬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四种方式为中越文学交流写了最绚烂的一页”。⑩阮朝在派遣使者来华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正使、副使一般是进士、举人出身,具有良好的汉文化素养,以便在华期间能够参与宫廷宴会时的吟诗作对,与中国官员、文人诗文唱和,显示越南为“同文之邦”。1868年,阮朝所选派正、副使就是如此:黎峻是1850年举人,1868年授翰林学士,担任正使;阮思僴1844年进士,1868年以鸿胪寺卿之职担任“如清甲副使”;黄竝,举人,1868年任兵部郎中,改授侍讲学士,担任“如清乙副使”。 黎峻等人在华期间与探花李文田、湖南伴送委员吴嗣仲、衡州知府张士宽等清王朝官员及李辅耀(幼梅)等文人吟诗联对、互赠著作。在北京期间阮思僴等人与朝鲜使者往来密切,相互诗文唱和。1869年5月28日(己巳年四月十七日),黎峻、阮思僴、黄竝拜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氏询问越南“试法、经学、诗文学如何?”还问他们沿途有什么诗作,阮思僴出示了“近作”《过张桓侯庙》,曾氏认为这首诗“有盛唐风韵”。双方“笔话叠叠可观”,阮思僴认为曾氏“稍称为贤相”,只要看他所选用的“门客”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就知道这一点,而且大堂东间有曾国藩的自述楹联,内称“虽贤哲未免过差,愿诸公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亦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可见曾氏的“谦恭雅量”!这天晚上,曾氏的部属薛福成、吴汝纶、陈兰彬、萧世本等人又前往拜访,与使者们笔谈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曾氏派人送给三位使者每人一幅“手书楹联、横幅大字”,给黎峻的大字是“鹿鸣敦好”,楹联是“功业首传霄汉上,政声多在道途间”;给阮思僴的大字是“龙翔凤翥”,楹联是“新篇波澜情皓荡,古人廉陛要跻攀”;黄竝得到的大字是“东箭南金”,楹联是“多才自有云霄望,犍思潜搜海岳空”。(11)对于这次会见,双方都印象深刻,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双方往来的过程;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在日记中都记述与三位使者会见、笔谈的情况,都记载了阮思僴的《过张桓侯庙》。(12)其中,薛福成记载,曾氏问越南使者“途中所作诗”,阮思僴呈《过张桓侯庙》,曾氏“批云‘有盛唐风韵’。又问该国讲经学及能诗文者,思僴复举三四人以对”,这三位使者“一为该国鸿胪卿,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一为翰林院直学士。手皆执笏,衣冠尚近明制,不剃发。爵相各赠匾一方、对联一幅”。(13)吴汝纶在日记中还提及三位使臣中,黎峻“官翰林院直学士,癸丑二甲进士,正三品;阮思僴官鸿胪寺卿,甲辰二甲进士,正四品;黄偕之官翰林院侍读,丙午举人,正四品”。(14) 对比阮氏与曾国藩等三人的记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中国的封疆大吏曾国藩,还是作为幕僚的薛福成、吴汝纶,对于越南的科举制度、经学、诗文、幅员、官制等非常关心。吴氏强调三位使臣考中进士、举人的“功名”,薛氏强调“爵相”曾国藩肯定阮氏《过张桓侯庙》的水准,还赠予楹联、赠匾,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越南这个“同文之国”的关注和认可。从越南使者的视角来看,阮思僴把曾氏视为“谦恭雅量”的“贤相”,对这位“同治中兴”的名臣充满景仰之情,对于薛福成等人也十分赞赏,既是欣赏曾氏的“功业”,又是诗文交流激发出来的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