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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嬗变:黎峻使团朝贡期间的新变化 黎峻使团是在中、越两国都遭受西方侵略的背景下来华朝贡,遇到了1852年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情况,也产生了一些新观念。这些新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越南使者关注“天朝”和“同文之国”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并思考应对“洋人”之策。 从19世纪40年代起,作为“天朝”的中国遭受列强侵略,越南方面对此已经有所了解。1840年,越南明命帝就得知“红毛(英国)谋扰广东”,为此感叹“清人懦弱,我知之矣”。(15)19世纪60年代末,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黎峻使团在汉口、北京都深切地感受“洋人”、“洋馆”的存在和影响。1869年1月,黎峻等人在湖北了解到,在汉口“俄罗斯、法兰西、英英吉通商”9年了,都住在汉口下街,有300多家“洋行”、约1000多“洋人”,经常有六七艘商船“自西南来”;列强在汉口“各设领事”,因“洋人”通商,汉口设立江汉税关,还在北面筑城,屯兵六处。(16) 在北京,黎峻、阮思僴等人对于被列强焚毁的圆明园印象深刻,所住的内务府四译馆附近又有天主堂,更直接地感受到“洋人”的活动,对于“洋人”侵略“天朝”的情况非常关心。阮思僴对此尤其关注,他的《燕台十二绝》共12首诗,第10、11首诗分别写了圆明园和宣武门天主堂(今称南堂)。第10首是:“圆明园抱玉河湾,晻画楼台水木间。闻说天津兵火后,翠花不复到青山”。阮氏为这首诗做了注释:圆明园在京城西四十里,雍正初年建,四译馆的人讲“此地虽无土木金碧之美,而修然有山水之胜,列帝数岁临幸”,自辛酉年(1861)“西人闯入”,池沼、宫殿被毁,现在仍未修复!对于天主堂,他写道:“天主堂开译馆东,当年历法召西戎。近闻和好删新约,要见王师不战功”,而且做了注释:“内务府四译馆东数十步有天主堂,或云自康熙年间用洋人南怀仁、汤若望等参订历法,遂敕于京师建天主堂,凡数处。咸丰末年和约,近闻中国已向他删改,诸领事等方寄回。西方诸国阅定所约何款,事秘,不得知,亦未知将来如何究竟也”。(17)他还专门记下:“使馆之东,隔数店有洋人屋,屋上作十字架形,不知洋人驻此多少”,并感叹“中国自与洋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18) 此外,越南使者在北京还关心朝鲜遭受列强入侵的情况,并反思越南、朝鲜抗击列强侵略的得失。1869年3月19日(二月初七日),阮思僴秘密致函朝鲜使臣,询问“洋船曾否来扰”。朝鲜使臣回答说:丙寅(1866)秋,“洋船来侵,随机捍御”,使他们“不能肆毒,自此以后渠反畏缩”。阮思僴又问“捍御之道”,朝鲜使臣告诉他:“制敌之道,以其国之伎俩临辰外变,要在当场用。”阮氏为此感叹:大盖“洋人”最初侵扰朝鲜时,让他们“未可大得志,故暂退”,越南“未与洋约和之前”,列强“屡来屡去”,属于类似情形。(19) 第二,朝贡期间是中国与越南互相了解国情的重要机会,但越南使者并未主动报告本国遭受法国等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甚至在中国官员询问时故意隐瞒有关情况。 在华期间,黎峻、阮思僴、黄竝多次与中国官员接触,甚至长时间“笔谈”,涉及内容很多。其中,1869年5月28日(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黎峻、阮思僴、黄竝在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氏“与之笔谈”,陈兰彬、萧世本、薛福成、吴汝纶等前往拜会,笔谈很长时间。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记述:曾氏“问我皇上安好及年谷好否?试法、经学、诗文学如何?”使臣们“随事酬答”。曾氏又问“西洋人每往来我国否?”使臣仅仅回答说“现在通商南陲海口”。(20)对笔谈的内容,薛福成、吴汝纶都有记述,其中吴汝纶在这年3月7日“宿北河,遇越南使臣阮思僴,与之笔谈”,“问及通商事”。5月28日,他又与黎峻等笔谈,得知:一是越南“国君即位已二十年,现年四十一岁。其相臣一为武仲平,一为阮姓,名知方”;二是“考试之制与中国略同,翰林系由进士、举人升用。仕进之途有荫入监者、有由书算者,亦有捐资入宦者,不使之从政、治军”;三是“官制多用前朝之制,如直学士本朝所无,又六部尚书之下有参知,位在侍郎上;不立宰相,大臣当国者二人”;四是“养兵约三十万,每岁军饷米约五六百万斛,钱银之数约与米同”;六是该“凡十三省,幅员三千里。其民食,稻米最重,闻广东多有市越南米者”;七是该国“历代皆有国史,近又开局修纂地志”。(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