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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合阮思僴与薛福成、吴汝纶的记述,就可看到:尽管曾国藩向越南使臣问到了“西洋人”是否与越南往来,陈兰彬等人询问了“幅员、财赋、官制、考试、风俗”和“通商”等情况,但越南使臣并未主动告知法国入侵越南一事,反而关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中国与列强签约、中国人信奉“洋教”的情况。不仅如此,黎峻、阮思僴等人在回答中国其他官员询问时也采取了类似办法。1869年8月25日(己巳年七月十八日),黎峻等在长沙拜谒湖南巡抚刘崐,刘氏向他们询问云南与越南“接界处江道”,并问“古占城、真腊地”,他们仅仅“随事应答”。(22)对此,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称:刘崐是云南人,“家居澜沧江之东”,所以询问“本国富良江发源所自”。他还问了“禄柰、东埔古今地名”,黎峻等“随事酬答”。(23)刘崐所问到的“禄柰、东埔”原来的确是“古占城、真腊地”,17、18世纪时已被阮福映祖先建立的南方阮氏政权吞并,1869年时已成为法国侵占下的殖民地,黎峻等仅仅用“随事酬答”敷衍中国官员,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笔者认为,黎峻等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因为这时阮朝尚未确定向中国求援以抗击法国,而使团的使命仅仅是进贡,也不敢主动向清王朝官吏通报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只能“随事酬答”。 第三,越南使者在中、越都遭到列强侵略的情况下,强调中、越、朝等国“同文”,并强调越南并非“蛮夷”,希望“同文诸国”联合抗击西方侵略。 在这次出使中国期间,阮思僴见到《粤西地舆图说》中凡是广西与越南交界地方都标着“某国某夷州、夷县界”,为此写成《辨夷说》。这篇《辨夷说》强调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两千年,独立建国后“累世职贡,不失事大之礼,天朝盖常许为同文国之一”,因此越南与中国“同文”,不应被称为“夷”。(24)这种越南与中国、朝鲜等国“同文”的思想,使越南使者对“同文诸国”充满亲近感,也成为越南使者联合抗击列强入侵的基础,如阮思僴就在《燕台十二绝》第12首就借荆轲刺秦王的典故,抒发抗击列强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易水风高九陌尘,荆郎去后几经秦。只今宣武门前路,燕市谁为击筑人(洋人在燕京者,惟宣武门为多)!”(25)他感叹“燕市谁为击筑人”,又加上“洋人”在宣武门为多,显然希望有更多的“击筑人”不畏强暴、勇敢地抗击“洋人”侵略。作为遭受法国侵略的越南官员,这隐约地表达了希望中、越联合抗法的意愿。 第四,越南使者在汉口、北京等感受到了清政府不同的外交体制,对中国依然限制“同文诸国”使者过多往来、却允许西方在华设立使领馆的“双重体制”产生了隐约的不满。 1869年1月15日(戊辰年十二月初三日),黎峻等人到达湖北,住在汉阳府。他们了解到,以前越南贡使经过湖北时公馆都设在汉口,这次安排在汉阳,是因为英、法、俄等国在汉口通商,又设了领事,湖北省官员不愿意让越南使团“居止相近,故于汉阳城中设馆”。16日,他们又提出派人到汉口“采办公货”的要求,湖北官员以“使部不可久留”为由婉言拒绝,阮思僴认为这只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方面“西事受亏,恐惹外人”。(26)这年3月11日到达北京后,越南使团被安排住在正阳门附近的内务府四译馆,内务府专门发布告示,称“此次朝觐之越南国使臣等业已到京,在四译馆居住,理宜严肃”,附近军民不得在此喧哗、“擅行出入”。阮思僴从四译馆官员处得知,“洋人现居宣武门内,他习气不比同文诸国,故总管内务府大臣以日下本国本使到馆,严禁闲杂人不得擅自出入,盖为洋人也”。他还得知,“朝鲜每岁冬来朝”,朝鲜“诸君贡务完,每可相见”。3月16日,阮思僴与朝鲜使臣金有渊、南廷顺、赵秉镐相约在玉成参店见面,谈及各自历史、疆域、官制等情况。会见分开后,阮思僴感叹:朝鲜使臣“所驻会同四译馆与本国使馆相去只四、五十步,初请来馆拜会,他辞以中国法严不敢来”,才约在参店相会。可是“使馆之东,隔数店有洋人屋,屋上作十字架形,不知洋人驻此多少”。中国“自与洋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可是担心朝鲜、越南“诸国窥其深浅、护其轻重”,所以对于越南、朝鲜使臣,“虽不显禁其往来,而每每构阂,不得如从前之宽简”,内务部的告示,与“朝鲜使之不敢来会”,都是明显的证据。(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