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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延续、传承清代朝贡一般特征的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1868-1869年黎峻使团的朝贡又有很多新特点,特别是越南使者关注中国、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注意到清朝对于“同文诸国”和“洋人”不同的外交体制,强调中、越、朝“同文”,隐约地希望能够找到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由于他们不敢向中国方面透露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中、越两国对各自国家情况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国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时的被动。 1869年,阮朝尚未确定联华抗法政策,黎峻等使臣不敢主动通报法国侵越的情况,甚至故意回避、隐瞒有关事实。10年后,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1879年嗣德帝向清朝上疏求援,称“臣国世受栽植,永作藩篱,虔供职贡,终始一心。从前中国乂安,臣国幸亦无事,自咸丰年间,上国偶遭多故,臣国孤立,以致已失南陲六省土地,兵财渐形贫弱”。(33)他明确表达了加强两国关系、联手抗击法国侵略的意向。为援助越南,清政府向法、英等国强调中、越之间“上邦—属国”的关系,同时与越南协调行动。1883年3月,由于中方的协调,阮朝派范慎遹、阮述到天津,计划参加中、法、越三方会商,24日李鸿章接见他们时就责问越南为何不向中国报告法国侵略和越南被迫签约的情况。这是因为早在1869年8月6日(己巳年六月二十九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就接见过越南使臣黎峻等人,询问越南“年谷及幅员、兵象之数”,黎峻等只是“随事应答”(34)。李鸿章对于越方隐瞒情况导致交涉被动非常不满,范慎遹、阮述只能“曲折辩明,仍请中朝代为伸理,妥为筹办”。(35) 同时,阮思僴注意到了1869年清朝对待列强和越南、朝鲜等“属国”不同的外交体制,1881年越南也提出仿西方体制的相关要求。这年2月间,清朝特派招商局官员唐廷庚和盐运大使马复贲前往顺化,以商办运粮事宜为名联络抗法事宜。阮朝派陈俶讱、阮文祥与他们会谈,阮文祥还提出三项要求:派驻使节常驻北京,“若有何事得于总理衙门控诉”;设领事馆于广东,“以便来往商卖,通报信息,因与诸国交游,得以通达情意”;派人搭乘中国轮船往来各国“探学”。(36)这些要求既有仿效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意识,又有利于加强中、越联系,从机制方面增强联合抗法的能力,力求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以抗法自存。1884年,法国侵略者迫使越南签订二次《顺化条约》,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希望与中国参照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发展关系的设想无法实现了。 第三,中国与越南、朝鲜等国通过文化交流形成“同文诸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形成了“汉文圈”的“文化边界”。(37)这种认同是在千百年间中国与邻国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世纪60年末又得到延续和巩固,越南、朝鲜、琉球等“朝贡之国”的朝贡使臣不自觉地把彼此视为“同文之国”,在华朝贡期间的诗文唱和,而且相互关注。比如1869年3月,越南使团到达北京后,朝鲜使臣赵秉镐就“投柬相问”,阮思僴还向四译馆官员询问朝鲜使臣情况,并问“琉球使部何日到京?”(38)阮思僴在北京期间强调中国、越南、朝鲜“同文”,隐约地表达了联合起来抗击西方侵略的意愿。这一思想到1883年阮述来华时就更加清晰了,他同样强调越南与中国、日本“同文”,对曾根啸云倡导建立“兴亚会”更感欣慰,希望中、越、日等国联合抵制西方侵略。这种基于“文化认同”而联合抵制列强侵略的意识,对后来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