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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影响力之大在于它的内容,在撰写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材料可靠,记述较为客观。该书认为中国失败源于“骄傲”之心。中国喜欢报喜不报忧,喜欢听“虚词”。针对日本宣称参与朝鲜事务,一是辨明朝鲜宜为独立之国,二是中国不再干预朝鲜之事,林乐知认为日本的根本意图是“日本欲去戍朝之华兵,而全归其保护者也”(38)。在材料运用上直接使用公函和电函。文中引用了中国总理衙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公函,李鸿章在日本期间与伊藤博文等人谈话记录,李鸿章与伊藤陆奥、伊藤博文的往来函件等。文中收录了《讲和条约》、《修订专条》、《停战条款》等系列条约,这足以能够证明《中东战纪本末》在材料使用上的权威性。 第二,引用外电,指陈形势。林乐知对西文的通晓,使他能够更为方便及时地了解国际形势,并运用到分析中国问题上。据不完全统计,《中东战纪本末》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对于此事,林乐知认为,“会各国报馆,各谋其国,各顾其人,欲求仗义执言,置本国事度外者,奚翅星辰硕果。于以知今日之时局,理与势两相倚。势苟弱,理亦即与之俱弱也。”(39)十篇《裒私议以广公见论》的撰述意图也在这里,通过聚集不同的私议,来正确客观地认识这场战争。林乐知针对俄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评论道:“俄罗斯助华变约,阻日割辽,名为公论之不容,实则私图之自便紾臂夺食,华人渐见其肺肝”(40),揭露了俄国参与干涉还辽的真实目的。 第三,分析弊病,力荐变法。编纂此书之时,林乐知来华已三十六年,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症结可谓有充分了解。卷二中引用朱谕、谕旨、廷寄,实际是从一个方面来反映晚清政府如何来看待和应付战争。在国家受到战争威胁之时,大臣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寿辰奔忙,足可以看到此时晚清政府的腐朽。此书所倡导的变法思想渗透于全书每卷之中,而以第八卷最为集中。文中认为中国长期形成的积习有骄傲、愚蠢、恇怯、欺狂、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各种积习相引而递生,祸及国是。“中国自知骄不可恃,傲不可长,岂但有益于外国,不且大有益于中国乎?呜呼,此种语气,籍籍然闻于遍地球间,中国岂又未之知乎?”(41)中国“不知自强其国之道,不在于武备而在于政体,中国预救其危,必先自知其弊。”他还认为中国必须自己主动进行自强之法,若它国也参与进来,恐会干涉到政权,“天下能否平安,全视中国能否振奋,欧人之冀望深矣。中国若再因循,他国必有合力以迫令振奋者,试问中国之主权尚有存焉者乎?”(42)文中还以日本为例,指出变法的益处。 《中东战纪本末》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反响,还与它的评论、文章的本土化倾向有重要关系。对于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林乐知也没有笔下留情。方伯谦因害怕战争,藏于船底的货舱之中,叶志超等人恇怯,纷纷畏敌而逃。文中引用英国武将纳披的话说:“两军相见于疆场,其孰为胜者,孰为败者,道德居其三,枪械居其一。”他进一步评论说:“故夫华之败于日,非败于器械之不利,而败于文武各员道德之不修。”“华人之学问,多守旧而不知谋新,终且并其旧者而失之,其能免于挫败哉”(43)。针对于中国军队守而不战的行为,文中评论道:“夫中国有新舰巨炮,精卒厚饷,固宜长驱直入,不但攻踞朝之客兵,且将攻守日之主兵,方足以固民心而作士气。若不言功(攻),而言守,已非出奇制胜之道,况乎并守而不能哉,局外之人,所由内问诸心,外问诸世,而不知其何故也。”(44)反映了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部分人为维护一己利益,视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的行为,带来的恶劣后果。在文字运用和表述上,使用中国士阶层熟悉的语言,使得文章更具有影响力,比如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著名语句。如《论语》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在讲到中日两国进退比较时,引用了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暗示了昔日繁荣强盛的中国,如果再不努力,也只能落个断壁残垣的悲惨局面。 自甲午战后(1895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开明的士人、学子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求知识于域外的思想强烈。在战争期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相对客观真实的报导,为其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晚清士人王炳照曾在1895年编辑出版了《甲午中日战辑》,认为林乐知文章所载事“最真且切”,王氏之书录自《万国公报》上的内容达“十之九”,以此达到疾声长呼,使人常醒,鉴前车,绸未雨的目的(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