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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史东渐的反响 长期困于“天国迷梦”的多数士大夫,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使用“纵向思维”方式,而缺乏横向的比较。“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其于中国古训,自己烂熟于胸”,而对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寻求因应之道,则不可得。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受到追捧,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骤变的局势。在1893年广学会年会召开时,所出售之书仅为八百一十七元;1896年12月10日,广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九次年会时,图书销售开始变化,单卖书一项收入达五千九百多元,“昔之视同鸡肋者,今之价重鸡林”。江苏、湖南两地学政以书中内容,作为乡试出题的内容,林乐知等人受邀为创制良法(46)。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1897年广学会卖出图书收入在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六元(47),尚不计算美华书馆、申报馆等处代售收入。1898年,更是售出了一万八千余元。自1897年至1905年,广学会所卖出的《万国公报》达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一十二册(48)。 历史著作并不单单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述,与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对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岑春煊、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他们的著作或回忆录中都有所体现。在1896年前后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体例灵活、内容新颖、思想激进,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加速了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抗争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起到了鼓舞作用。 广学会翻译编纂出版的不少历史著作是有价值的,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和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编译者将西方的西学、西政,国家繁荣兴旺的根源归于所信仰的基督教,则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林乐知认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公使领事、行商作贾、医师矿师、传道教士等人,诸人之中谁最有利于中国,那就是传教士。公使是为修好睦邻、保护商人利益,商贾是为求利,医生矿师是为求名于天下。“独有传教士之来华,非为名也,非为利也,传扬真道也。诚知真道为生命之量,而欲以其量为华人益智馈贫之助也。且知基督为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为华人去暗投明之导也。此为独有益于中国者也。”(49)中国译手蔡尔康也竟宣称:“教士之所讲者,敬天爱人之理,与儒教无弗同也”(50)。然而,当时的士人和知识阶层面临民族危机,并没有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汲取到的西学知识作为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