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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的书苑 书苑里的学人 那些年，读书人看起来模样似乎都差不多：着一身灰的、黑的、蓝的、绿的，或者卡其色的干部服，胸前口袋别上一两支钢笔，手提一个或许已经磨花了边的皮包。说到这只皮包却也不尽然，来学术书苑看书，人们时常会遇到一位“瘦得要命”的长者，耄耋之年，佝偻携杖，要么手中空空，偶尔提着一个牛皮纸包的小包裹。一排排书架之间，老人家左顾右盼。新店员第一次见他，不免都要产生“盯紧一点”的想法。说到这段轶事，当年学术书苑的负责人严仲麟哈哈大笑：“那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老先生。一来二去，店员们渐渐与老先生相熟，知道他喜欢科技类的书籍，每每有国外科技专著的译本到店，都会先帮他留一本。点滴关照，却让学界泰斗自感无以为报：“你们给予我的服务我很感动，别的我也没什么好帮你们的，如果将来你们需要评先进，需要我来推荐一下的话，尽管和我讲。” 真正的读书人果真只求“读书”。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杨岂深先生比胡道静先生还要年长4岁。同样瘦削身形，却精神极好，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每次出现，老人家都穿着那套洗得泛了白的西装，扶着手杖踱步而来。一进门，工作人员总是先帮他搬把椅子坐下来，休息片刻。人们都说读书人清高，杨老先生却不介意把“穷酸”挂在嘴边：“你们这里有很多好书，可是我囊中羞涩，没法买。”工作人员不解：“您可是大教授，何来囊中羞涩？”杨老先生不急不缓地将话匣子打开：“我太太是不工作的，只靠我一个人的退休金。吃饭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这把年纪总归要吃点补品，太太偶尔看病也要花钱，又没得报销。我向来最怕老友、学生海外归来，他们送我一点礼物，我总归要请人家吃饭吧。”言辞质朴，坦坦荡荡。由于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杨岂深先生来得不似他人那么频繁，不过一年总归来上几次，每次势必要待上一两个小时，翻阅外国文学理论与美术理论译著。于是，见了杨教授大家都知道——先生是来“读书”的。 一直以为学人多嗜书，逢有用之书必入，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老师道出其中玄机：那个时候，常常下午三点多学校上好课，陈子善就会从华师大出发，乘公交车一路晃过去，大概傍晚时候就可以到达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里转上个把小时，总归能碰上一两册“不能释手”之书，付款、走人，时间刚刚好回家晚饭。但是，绝不是每本可用之书都要买，“一来藏书要精，二来买书也要受经济条件制约”。遇到只是用而不必藏的书，陈子善会在学术书苑翻个大概，晚些再去图书馆找找，借来一用便是。 囊中羞涩不碍做得一身好学问，一掷千金者绝不用书资衡量经典的价值。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年纪较胡道静先生轻两岁，却是另一番气质。一日，陈先生阔步挺进书苑，扔了两厚叠钞票共计两万元在学苑柜台上，然后就不见了踪影。那个年代，万元户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存在，陈老先生这阵势硬是吓得一个小营业员寸步不离地守在柜台边。老先生在书架间轻踱，但凡遇到中意的书，手指轻点书脊，示意紧跟其身后的店员：“一样一册。”店员抽出了一本封面有些破损的书，满是歉意地表示可以尝试去库里找一本新的，不料陈凡挥了挥手：“不碍事的，书是看内容的，又不是看封面的。”选毕，这边工作人员热火朝天地算钱打包，那边陈先生慢条斯理给他的欧米茄手表上着发条，抽起雪茄来——文人模样却也难掩十足“霸气”。 店员们都喜欢陈先生这种连破了“相”的书都不介意的顾客，却也得陪着笑脸给选书如赏雕塑般的读者。有一位搞艺术的翁姓长者，挑书几近严苛，工作人员见到他没有不怕的。老先生书架上看中一本书，是从来不会拿回家的，势必要从仓库“挖”出一本崭新的才行。但这只是个开始，新书要平躺置于桌面之上，老先生围着这本书正面看、侧面看、前面看、后面看，俨然是在端详一个雕塑作品，这也仅仅是第二步。肉眼看好了，翁先生不紧不慢拿出一把尺子，量一下书名两端到封面底线的距离是否一致，那神情就像木匠一样一丝不苟。站在一旁的店员小陈实在看不懂：“翁先生，印刷厂里一刀切出的册子会有两样吗？”翁老先生两眼微眯：“切也有切的讲究。” 老先生选书不差毫厘，年轻学人买书记录人生历程。但凡新书入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都会在扉页上简短记录购书的时间、地点等主要信息。1992年5月18日上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傅杰结束了华师大博士生考试的最后一门科目，下午便直奔学术书苑买了赵吕甫《史通新校注》与《容肇祖集》。同年9月7日，作为“新生”抵校报到，次日便到学术书苑，买了《汪辟疆文集》、张舜徽的《清儒学记》与尼釆的《论道德的谱系》。傅杰那本裘锡圭先生的论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扉页上，分明记了“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购于学术书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