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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苑卖书，向来不用等书上架。墙上两块板，写满了新书的征订信息。预订者不需付清书款，只要给5分钱，一张明信片上写好地址之类的信息就算预订成功。广而告之的同时，又做了市场调查，使得经营者对于书籍销量有了个大概的估量。80年代是朦胧诗的黄金岁月，“鼓吹手”严钟文一路摇旗呐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四川大学调至深圳大学工作，出发前严钟文来到学术书苑转一转，一见到墙面上层层叠叠的新书推荐卡片，严钟文诧异了，坐下来一口气写了100张卡片，还禁不住感叹，“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书呢？” 严钟麟为读者找书，甚至找到了别人家的“书房”，但好心却没能办成“好事”。一次，老严拦住正在书苑翻书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钱玉林，问他是否愿意将自己那本《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与另外一个苦寻许久的学者？对方愿意出30块钱。钱玉林面露难色：“我确实买过的，但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30年后，钱老仍不后悔当时的推托：“我要30块钱干嘛？书让出去了，就再也不能派用场了。” 有人写书，才有书可买。可惜很多学者呕心沥血所著的书，出版社肯出版却不肯发行，更没有书店肯卖，只好藏于自家床底之下，而其中不乏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想想也让人心痛。学者们都知道老严识货，就跑来请他帮忙。把书从床底下请出来，搬来一两百本放在学术书苑寄售，售出后老严按75%的比例与作者结算书资。截至1994年，学术书苑销售作者寄销书250种，共计25000册。 学术书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店中店”，却在全国学人中间声名远播。90年代初的一天，一个北方汉子来到书苑，个子不高，浓郁的西北口音。原来，此人叫吉春，是位史学家，1989年4月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由三秦书社出版。他此次上海之行就是冲着学术书苑的口碑来的，上门推荐自己的作品。行家翻一翻，心里便有了数。老严当即请吉春将带来的书留下，此后靠邮寄补货，每次100本，卖出后汇钱过去。单单这本书，学术书苑就帮吉春销掉了800本，很受读者好评。 开张之初，老严就定下了一条铁律：但凡与学术无关的，学术书苑决不染指。可是，学术书苑经营15年，唯一一次破例却也是老严所为，为的是一位素未谋面的西部诗人——昌耀。昌耀的诗歌扎根于土地，诉说饱经沧桑的情怀、博大的生命意识，很受读者欢迎。然而，1986年《昌耀抒情诗集》出版，却销量不佳，老严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写昌耀的文章，说他生活拮据，“连抽一包飞马牌香烟的钱都没有”。大概是文人相惜，老严主动写信给青海省作家协会，表示愿意销售《昌耀抒情诗集》。很快，昌耀回信表示感谢，并随寄来50本诗集。虽然不及学术著作动辄几百本，甚至几千本的销量，相信千里之外的这份惦念也足以温暖一个诗人不安的心，夜深人静时为他点上几根飞马牌香烟。后来有西北来的客人，老严还是会打听昌耀的近况。听说诗人生活状况好转，老严也就长舒了一口气。 老严卖诗集，学术书苑的读者却不买账，此举看似欠妥，不过反过来想想，也不至于那么糟糕。至少可以印证学术书苑专业书店的定位是明晰的，读者群体是纯粹的。 凡事都有例外。进了学术书苑的门，文艺评论家、《文汇读书周报》创办人郦国义更多是冲着学术动向信息来的。要摸清学人近来关注啥？跟老严聊聊“谁买了什么书”就一清二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