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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江晓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如愿回到了上海。从北京带回的几大箱书，加上妻子的“嫁妆”，统统搬进了陆家嘴妻子分得的一房一厅里，嗜书的人终于有了藏书的地方。“我们家的书房基本建设以文史典籍为主，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学术书苑买的。” 早在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定价72块，可当时江晓原的研究生津贴每月只有46元。读书要紧，可一日三餐也是停不得的，只好作罢。在学术书苑再见这本地图集时，江晓原不禁狂喜。他紧张地瞄了眼定价“240元”，顿时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幸福感——这一次，那只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为书找读者 为读者找书 讲起30年前的学术书苑，虞万里就像在说自家的书房：“那时我在陕西南路上班，没事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学术书苑翻书。”作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虞万里能将1978-1980年全国所有文史哲著作的书名背下来，自认为无敌于天下，直到遇到当时学术书苑的老严。每每到了书苑，老严总是坐在书苑唯一的一条柜台后面勾着目录，时不时拿着一叠《社科新书》《科技新书目》《上海新书目》跑过来，指着其中一行，言辞恳切地问：“万里，这本书怎么样？” 老严不耻下问是出了名的，自己不是专家没关系，请教专家就是，一来二去也就成了半个专家。每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各地地方版的图书目录雪片般地洒过来，老严把目录塞进麻袋，拖回宾馆，三个通宵，勾勾选选。 开门做生意，总要有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如何定义“学术专著”的范畴？这涉及学术书苑的定位问题，也是在学者的帮助下慢慢厘清的。当时，考虑到经济指标的问题，书苑也进了一批大专、大学的教材，如《中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史纲要》等。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冷鹤鸣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个两三次，既然是老朋友也就直言不讳了：“学术书苑不要引入统编的高校教材，因为这些教材谈不上是学术专著，还会冲淡书苑的学术气氛，同时占用了资金。”80年代初，全国文科、理科、工科的高校教材加起来有近万种，光是文学史的教材就有近百种，不可深陷其中。况且，学者来学术书苑选书，是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教材内容似乎浅了些。老严想想有理，欣然接受了冷教授的建议。 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本好书出版，得到这个讯息和买到一本都远远不如今天来得方便，幸亏有老严在中间折腾。一天，老严和往日一样在柜台后面盯着目录，一位皮肤黑黑、个子不高、学者模样的中年人直奔他走来，虽是常客，却叫不上名字，他把一本《自然辩证法》杂志递给老严，指着一条广告——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这本好书你知道吗？作者普利高津就因为这个‘耗散结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流行病的爆发、社会的动荡、经济危机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理论预测的。”老严一听，知道是本好书，即刻写信去出版社订书。一进就是四五百本，果然一销而空。当然，书到了自然先帮那位先生留了一本。 (责任编辑：admin) |